▲11月10日，“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右）在南川区调研。图为大观镇丝瓜种植业主在向其介绍南川大观丝瓜。记者 刘冲 摄

座谈会上，从“设施越高大上，不一定能让农民富起来”的困惑，到土特产怎样嵌入乡村文旅的疑问，问题一个接一个。温铁军的回答是：“全球农业过剩已经是定局。”在他看来，靠工业化改造农业追求数量增长的路走不通了，眼下乡村缺的，是把大量沉睡的生态资源变成可供市场定价的资产。

▲重庆上药慧远庆龙药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给温铁军（右）介绍企业中药材加工情况。记者 刘冲 摄

座谈会上，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先把难题摆出来：西南山地丘陵做设施农业，先天条件不及北方和沿海，推进中却发现，设施做得越高大上，不一定能让农民富起来，设施农业怎样才能可持续？

温铁军的回答从一组调查开始说起，“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显示，全球农业总产出折成干物质，比人口健康所需多出三分之一。”他说，过剩客观存在，解释了为什么东西越种越多、钱越挣越少。

“只要用工业化改造农业，过剩是必然的。”温铁军说，设施农业恰恰是工业改造农业的典型方式——积极效果是数量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相对过剩、成本上升，增产不增收成为普遍现象。

出路在哪里？落到经营上，温铁军给出的方向是发展农业“外部规模”：农户联购分销、统筹农资采购，能省下成本；山地地块分散，统一调度农机，农机成本也能降低。

“过去都以为扩大规模能产生规模收益，现在规模意味着大量资本投入和成本增长，是‘规模不经济’、‘集约无效’。”温铁军说，靠大规模、高投入追求产量增长的方式，在当下已行不通。而强村公司、乡级农业大托管等，正是把农业的外部服务推向规模化、社会化的实践，让农业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

▲重庆三不加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在向温铁军（中）介绍酱油酿造技艺。记者 刘冲 摄

座谈会上，南川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则提出另一个问题：南川旅游资源丰富，农户却大多停留在农产品摆摊销售上，土特产怎样才能嵌入乡村文旅？

温铁军先请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潘家恩分享案例。潘家恩说，福建有村庄让农户留下100多棵老柿子树不摘用于“造景”。“柿子挂枝两个多月，从农产品变成风景，淡季变旺季。如今村里一天进出近百辆大巴车，村民实现增收。”潘家恩说，乡村旅游眼下普遍面临“打卡不刷卡”——有人流没现金流，淡旺季反差大，需要有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吸引“数字游民”、康养游客等目标客群。

温铁军接过话题：“旅游已经不是过去蓬勃发展的态势，黄山、泰山这类有唯一性资源的景区还能维持客流，大多数不具备唯一性的景点很难发展。乡村旅游不收费，自驾就能进，接住的正是中产阶级‘说走就走’的体验需求。”

“但光有旅游，收益上不去，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正瞄准应该瞄准的目标客户群’。”温铁军以当天调研的南川三泉镇朴乡·窑湾有机农场为例：山下一家高档酒店，住客已被筛成高净值客户；山上农场把菜地划成标准方块对外认养，吸引了100余位城市会员，温铁军说，这叫“先完成客户锁定，再服务目标客群。”

再看村咖、民宿、烘焙坊这些新业态，开办者大多是市民。“农民不是乡村这些适应城市消费者的新业态的主力。”温铁军说，这恰恰说明城乡融合、市民下乡已是普遍趋势；乡村旅游的收益不在一间民宿、一杯咖啡上，而是来自“两山”过去沉睡的资源中“没有被价值化的部分”。

说起白天的调研，温铁军说，当天最让他兴奋的，是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大屏上显示的南川空气高负氧离子数据。“我们在经历了一段激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方式之后，人们要的是生命安全。”他说。

康养的市场有多大？温铁军算了一笔账：去年达沃斯论坛上，一份委员会报告测算，到2030年，人类与自然互动形成的商业活动，每年新增增加值不低于10万亿美元，其中20%将发生在中国，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凸显。

但生态资源要变现，难在金融。温铁军说，金融资本的全部运作规则都生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制度环境里，“所以它下不了乡”。城里的钱过剩、找不到可投的资产，乡村大量生态资源却没变成可供市场定价的资产。

“新质生产力中最关键的不是发明一个数字化技术，而是谁是新的生产主体。”温铁军说，乡村旅居、生态化带来的多业态格局带动市民下乡，“市民能不能成为乡村中的新生产主体？”他留下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眼下缺的是推进乡村资源的资产化，把山水田林湖草这样的生态资源变成可入账、可对接银行的标准化资产。温铁军举例浙江“百千万工程”的做法：把县级平台公司里干净的资产装进新公司对接县域金融，再向乡、村注入流动性，重构县乡村三级财产关系。

最后，温铁军总结，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的格局和理念都要调整，新赛道在生态化，关键一步是把沉睡的生态资源变成资产、让下乡的市民成为新的生产主体——“没有新型生产关系，我们支撑不了新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