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普遍的认知中，水是生命的源泉，黄河母亲孕育了我们的华夏文明。在吴鹏先生的《水运与国运》这本书中，中国的历史也是由水孕育而生的，他将中国的大江大河与国家的前进历程联系起来，展现了治水和水利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起到的一系列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书中的“水”，不仅仅是河水，还包括渠堰、大海。我们常常从地理的角度去探讨水的作用，而作者则从历史的维度拉开“水运”的帷幕。鲧禹治水的成功，使得华夏文明借助渭水和黄河，扩展到整个北方大河流域；周人通过渭水和洛水两大水系，将东西两大水系连成一片；“晋水之战”影响了整个历史的走向；秦国建造的都江堰成就了历史伟业；隋炀帝主持开凿了纵贯南北的隋唐大运河，形成沟通全国的水上交通完整体系，加速了南北的一体化；而后的京杭大运河，初步将中原和塞北融合为新的南北统一体……

“水利”一词最早使用于秦。我们从都江堰中看到古人的智慧，天地万物都为他们所用。鱼嘴工程把江水一分为二，清水顺其自然地进入内江，而泥沙和浊水则进入了外江；引水工程宝瓶口设置在凹岸处，将清水引向成都平原，把泥沙和砾石抛向凸岸，并被水流冲走，不仅保证了水的清洁，还防止了泥沙的堵塞；飞沙堰在枯水期将江水抬高，引入宝瓶口，在洪水来时，多余的水将越过飞沙堰流走，既保证了水的供应，又防止了洪水的泛滥。也许秦昭襄王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用来满足行舟运输军队、粮草的军事需要，在灌溉农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无形中也促使秦国的进一步强大。

在今天，都江堰依旧适用，令人叹为观止。而郑国渠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秦国对水利工程的重视、看到了秦国在郑国渠修建中所展现的宽广胸怀和长远眼光。对于秦国而言，水成为了“利器”，国家之运与水运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书中有两个观点令我印象深刻。

首先，对“水德”的运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五德终始说”，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应取而代之，因此秦朝被定为水德。但是秦国违背民意，取而代之的是实行严利峻法的治国方针，最终加速了它的灭亡。而汉朝重新定义水德，效仿水的顺从之性，顺应民心民意，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在关中平京兴修水利，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文景之治”。可见，不论对哪一德的运用，都要顺应民心，对同一水德做法不同，结果也不同。

其次，“海洋成了清朝挥之不去的梦魇，却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历史起点。”这句话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过去。谈到“闭关锁国”，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或许是因它带来的落后和多年的忍辱负重。换个视角来看，它也是中国在成长中所必经的抽丝剥茧般的疼痛。

作者的笔触生动细腻，严谨的同时不失幽默风趣，尤其是在对复杂史料的叙述中，作者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再次“翻译”，整部书读下来一气呵成。除此之外，作者对于史料的运用也是多方印证，引用了相关的古诗和典籍，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可谓是一本生动的结合历史、地理、语文三者的“教科书”。

读完此书，不禁回想起郑国所言：“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也许郑国渠只是历史中的一条河流，却牵动了未来上千年历史的进程。换言之，历史中所有的“水”，又何尝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呢。

（作者为太原师范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