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岳游击干部

训练班的部分情况

（节选）

薛子正

1938年10月武汉撤退前的两三天，朱德总司令应邀出席了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建立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蒋介石考虑了一个多月表示同意，并要求共产党出教官。为了筹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争取国民党各方面的支持，周恩来和叶剑英分别做李宗仁、白崇禧及军训部次长刘斐章等人的工作。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始时准备在湖南长沙办，因长沙大火，又准备在衡阳开办，又因衡阳是交通枢纽，日机轰炸很厉害，最后决定在衡山下一个小镇——南岳镇正式开办，定名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始筹建时，国民党要求共产党派大批干部帮助办训练班。因我们干部也很缺乏，非常宝贵，而且在敌后我们的发展潜力很大，只要有了干部，群众就能很快发动组织起来。根据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力量的有关指示，我们没抽很多干部去，只从武汉八办撤退的人员中选了一部分，由叶剑英同志率领到了南岳，参加筹办训练班的工作。

我党派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同志除担任教官的叶剑英、边章伍、李涛、薛子正、吴奚如、李哲白（又名李崇）外，同时还派去了三个速记员，一个是李涛的爱人，一个是陈宛文（边章伍的爱人），再一个是李蕴玉同志；刘澄清同志带去一部电台；一个负责生活的徐天宝和一个姓薛的炊事员（以后在红岩嘴做过炊事员）。另外还配备了个武装班，一共三十多人组成，我们的名义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我们住在南岳镇南面一个地主的庄园“桔盈圃”里，这个“桔盈圃”有十几间房子，前面有水塘，周围是土墙，附近驻有国民党的军队。

1939年2月，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开学，蒋介石任主任，白崇禧、陈诚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一共办了三期。

第一期训练班从2月至5月（共4个月时间），原拟办五个队，后增一个队，共六个队，每队一百二三十人。第一、二、三队为各战区送来的团级以上（营级很少）军官，队长都由军长担任；第四队为汤恩伯部队三十一集团军教导团的一个队，加上少数战区送来的军官；第五、六两队为部分抗日演剧队、抗日宣传队和战地服务团的人员，以及招收的部分社会青年。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开课后，叶剑英、边章伍、薛子正教游击战术；李涛、吴奚如、李哲白教政治。政治讲有关我党的抗日主张、《论持久战》和如何做群众工作等。教材分别编写后再集体研究，然后交学校油印。我们六个教官除李涛、边章伍二人在延安红军大学任过教官有教学经验外，我和李哲白、吴奚如都是初次任教，没有教学经验，叶剑英就手把着手像教学徒似的教我们。他说：不要慌，充分准备好教材，熟悉教材，然后拟个提纲，千万不能死背。当教员要面向学生，不要光看讲义，讲课要自然。每天晚上，我们几乎都是集体备课，试讲一遍次日的课程，叶剑英亲自审查。我们把写好的教材交他审阅，他都耐心地一一指导。叶剑英也自己编写教材，把他写好的教材给我们看。他经常教育我们：“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讲好，不能讲坏。”还经常教育代表团的成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

叶剑英同志虽然工作繁忙，但仍给学员们讲课，不仅讲游击战术，还讲政治课。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有时多达二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了，就在广场上讲大课。不仅学员们听，就连长沙以南（长沙、衡阳、衡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将领、指挥官都不约而同地赶来听讲。

尤其是1939年4月，周恩来视察江南新四军回到衡阳，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做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18、19日讲了两天，听众很多。主要讲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双方政略和策略的演变及其发展前途等等问题。他将视察新四军时搜集到的我军同日军作战的战例，用来具体说明某次战斗中敌人兵力如何，伪军兵力如何，我军兵力又如何，其战斗结果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打败了侵略者，我军获胜。真是讲得生动活泼，形象深刻，使学员们受益不小。

就在这年的夏秋之交，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跌伤了手，去苏联治疗，党中央调叶剑英回重庆，协助董老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叶剑英走后，由李涛任工作组组长和中共代表团团长。

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也直接影响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国民党在学校也搞了一系列反共活动。他们在办第二期训练班时，对学员进行了限制，只派连、排级军人来学习，这期学员的质量就差多了。学校在汤恩伯的控制下，借每周的“周会”，散布反共言论，作反共报告，讲什么“三民主义”“国民党党史”，进行反共宣传。开始我们还参加，以后就拒绝参加，以示抗议。

这年年底，我们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到重庆南方局向叶剑英同志请示汇报：下步怎么办？是否还继续参加南岳训练班工作？他又请示中央。党中央、毛主席估计，国民党虽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但国共关系还不会一下子彻底破裂，仍让我们回到南岳，又继续办了一期训练班。第三期训练班由于日机轰炸很凶，在南岳办不下去了，就迁到湖南零陵、祁阳县。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于1940年上半年，我和边章伍（因有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官护照）经衡阳、湘江、宜昌到重庆；其余同志由李涛率领带上电台经桂林再到重庆。回到重庆后，我们几位教官参加了南方局军事组工作。

我们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时间虽短，由于我们身传言教，对学员影响很大，与不少人交上了朋友。第一期学员回部队后，一些人继续同我们保持联系，有的人到重庆，来办事处找叶剑英和我们这些教官讲他们离开训练班后的情况，表示对蒋介石搞法西斯独裁的不满。他们之中有的还为我们提供情报（因国民党各部队在重庆都设有办事处，我们通过办事处对他们的办事处做工作）。有的学员自己来找我们，有的来不了就写信或派亲信通过办事处来找我们谈情况。有的把情报伪装成邮件寄交某某，转送《新华日报》营业部，再由营业部的同志转交我们。这些学员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各方面重要的情报，有些情报很有价值。如国民党各部队的驻防、换防及有关装备等等。

我们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当地（衡阳、衡山）的影响也很大。如我们带学员进行野外训练，纪律很严，和红军一样，每到一地，就把周围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借了老百姓的东西一定归还，损坏照价赔偿，走时把用过老乡的铺板、垫草以及家具摆得整整齐齐，做到秋毫无犯，很得老乡称赞。

我们代表团驻地“桔盈圃”，离南岳镇不过几里，方圆几十米宽，栽满了桔子树，我们没摘过一个桔子吃，树上掉了的桔子，我们捡起来交还给园子的主人。附近鱼塘养了不少的鱼，我们也不钓一条鱼吃。我们的女同志穿戴和男同志一样，从不特殊。这些在当地老百姓中产生了很好影响，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不像“刮民党”，共产党就是好。我们的炊事员老薛同志到镇上买东西，很受群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