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所说，居住在这幢神秘宅院（指周公馆）里的人，绝大多数时候看上去都很乐观愉快：里面有一群小鬼，以前都是八路军战士，现在，绝大多数都已长成强壮结实的小伙子；他们经常聚集在传达室里，那儿有一扇供问询用的尺把见方的小窗口，对着前院光线暗淡的大门。传达室的墙上挂着手绘的苏联战场和中国战场的巨幅地图，上面标明了各条战线，墙上还张贴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宣传画。小伙子们吹笛子，做游戏，发出各种年轻人健康好动的喧闹声。周公馆的各间房间像重庆所有的房子一样，里面总是空荡荡的，墙上一块块泥粉剥蚀，几张藤椅也很破旧，坐上去吱嘎作响。最近的反共运动又减少了对周公馆的电力供应，以至这儿比其他地方更加暗淡和阴沉。但是，周公馆的那只大公鸡依然不时威武地站在内院的柴堆上喔喔喔地啼叫，外国使馆仍不断地往这儿打电话同周公馆联系，这里的同志们仍在印行最近延安抨击“蒋先生”的评论快报。斗争并没有结束。

1943年9月9日：居住在周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做着一件与美国人交往的出色工作，他们以批判的眼光，以现实主义的观点同美国人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他们现在随时有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险，但他们仍然本着惊人的团体精神和坚定信仰照旧开展革命工作。目前他们的行动方针似乎是尽可能像美国当代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样展开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正是这样的人。他们力图减少革命运动的极权主义倾向，假如国民党愚蠢到要杀害他们，他们所有的人都准备成为殉道的英雄。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般都非常好，因为这群人中多半是燕京和清华的学生，他们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并熟悉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他们经常学习，开展讨论和自我批评，在生活上同甘共苦，就我所能想象的最好比拟，便是他们更像一个世纪前的宗教社团。在周恩来所住的阁楼里，臭虫也许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也许会漏到床上，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和思想信念照旧如火如荼，绝不动摇，仿佛他们自信能够唤醒这个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祝愿他们健康无恙，万事顺利，尽管我们对华北情势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

1943年10月25日，星期日，我的一天。早上起来，打发走了那个因物价飞涨（现在伙食费用已涨到每餐大约95元法币）而来要求增加伙食开支5000元的厨师，然后出门，一步一滑地沿街而上，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了一本政论小册子，里边共产党扮演了一个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她向外国人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在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地离开这座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

例如上星期，她的姐姐（龚普生，燕京大学1936年文学士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神学硕士学位获得者，曾同罗斯福夫人共事）带着一箱药品和衣服到达昆明，为了不留有收件人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痕迹，想把它们不经邮局递送出去，于是把这些物品交给了当时恰巧在昆明的《纽约时报》记者普鲁克斯·艾特金森。艾特金森又把这一大包东西转交给了美国大使馆的海军军医。接着军医就把它经由美国军用飞机运到重庆，交给了《时代》《生活》和《幸福》杂志记者白修德，白再把它送到美国学术资料服务处，然后收件人到这里把这包东西取走了——从各个方面看，整个递送过程都是严密合法的。

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已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