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扫一扫 就看到 “双减”后，孩子们在看什么书?(有视频)。

3月4日，新学期开学后第三个周五。晚饭后，重庆两江新区金州小学五年级学生孙筱彤回到房间，拧亮台灯，翻开书桌上的《三国演义》，接着前一晚的章节看了起来。同晚，重庆沙坪坝小学六年级学生林子桁也在家享受着自己的夜读时光。这学期，他们班同学在老师建议下，开始了刘慈欣作品《流浪地球》的共读计划。

自2021年秋季学期“双减”政策落地以来，越来越多的重庆学龄青少年正像孙筱彤、林子桁一样，得以远离“书山题海”，有了更多课外时间去探索自己的阅读方向。

作为全民阅读中的重要主体，“双减”后的孩子们在如何阅读?他们的阅读如何进行才更有效?家长们又该怎样指导?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和调查。

需求旺盛

阅读时长、阅读量有所增长

引发全社会关注的“双减”，源于2021年7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随之而来的2021年秋季学期成为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政策进一步得到推动落地。

“双减”赋予了广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更多课外时间，在减轻学业负担的大趋势下，少年儿童的阅读也在发生着变化。

春江水暖鸭先知，小学语文老师可谓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重庆两江新区金州小学五年级语文特级教师唐雪梅，在2022年春季学期开学伊始就以所在班级为样本，以“双减”前(四年级下册)与后(五年级上册)两个不同学期为节点，发起了一项《双减背景下小学生课外阅读情况调查》。从全班47位同学家长的有效反馈中，她注意到，变化首先体现在阅读时长和阅读量方面。

“调查显示，阅读时长方面，‘双减’前日均阅读30分钟以上者占46.81%，‘双减’后这一比例提升至77.73%，其中变化最大的为阅读60分钟以上者，从6.38%提升至21.28%;阅读量方面，‘双减’前仅27.66%的同学一学期完成20本以上阅读，‘双减’后这一比例增到40.43%，其中30本以上者从6.38%提升至17.03%，变化最为明显。总体来说，超过60%的家长认为孩子阅读时长和阅读量均有增长。”她说。

唐雪梅的调查能不能说明问题?为了掌握更多情况，本报记者于2月26日-27日周末两天到解放碑重庆书城和当当书店，对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随机采访。同样以“双减”前后的课外阅读变化为主题，了解受访者“通常每天的阅读时间”“一学期阅读课外读物数量”“‘双减’前后课外阅读的变化”等情况。得到的反馈也进一步应证了此前的调查结果——“双减”之后，孩子们普遍有了更旺盛的阅读需求。

旺盛的需求还反映在少儿阅读的市场表现上。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和重庆少年儿童图书馆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1-2月，少儿读物的销量和借阅量均有增长，其中，以《猫武士》为代表的儿童绘本销量飙升，以《植物大战僵尸》《舒克贝塔传》等为代表的童书高居借阅榜前列。“今年寒假少儿课外读物销售和借阅显著提升，说明‘双减’之后，阅读正在成为少年儿童休闲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谭必胜说。

不过，记者注意到，“双减”政策下家长们对学业并未掉以轻心。与“双减”前一样，教辅类读物依然在少儿阅读中颇具分量。

重庆书城提供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2022年寒假期间教辅类销售额增长约30万元，增长比例约30%。记者也在重庆书城看到，开学后趁周末赶来选购教辅的家长和孩子络绎不绝。前来给弟弟选购数学教辅的大学生熊炆炼表示：“小学生没有作业了，适当的练习还是有必要的。”市民冉兵则跟女儿一起挑选了五六本教辅去收银台，“女儿上初二，初中虽然也‘双减’了，但中考压力还在，我们在家里还得继续加油。”

当然也有抱着另一种想法的家长。《高考金刊》前主编何林衡的儿子正上小学五年级，她很少购买教辅类读物，“阅读还是要围绕兴趣展开，‘双减’已经给孩子减负了，家长又何必再主动去把减掉的担子重新加在孩子身上呢?”

困惑不少

不知如何选书并提升阅读

在“双减”背景下，少儿阅读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1年《全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过去10年，0-8周岁儿童人均图书阅读量从2011年的5.4本提高到了2020年的10.02本，差不多翻了一番。

几乎没有家长会否定少儿阅读的价值。然而，“双减”之后的少儿阅读如何开展才更有效，对于众多的家长和孩子来说，依然存在不少困惑。

首先是如何选书。“给孩子买书我们肯定是支持的，问题在于，现在出版市场良莠不齐，应该怎么选择合适的少儿读物还是很考验父母的。”市民张丽萍说。和她一样对如何选书感到困惑的人还有很多。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挑选少儿读物时，56%的受访者感到困难，72.7%的受访者希望国家有关方面制定参考标准。

“如果完全放手让孩子选择，阅读很可能误入歧途。”市民李毅有一个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他举例说，“上学期‘双减’后，儿子确实有了更多时间看课外书，但我发现，他们同学中流行的是游戏改编类的童书，我不知道这样的书意义有多大。”父亲的吐槽让身旁的儿子笑了：“游戏书也很有意思啊，同学们都在看，我要是不看，就太不合群了。”

初二年级的王星羽还注意到，他们班上一些女同学喜欢看一些不适龄的漫画和小说，“他们会把那些书带到学校，我觉得不太好，而在外面书店里的所谓校园文学区，也会出现一些类似‘霸道总裁’之类的不太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读物。”

哪怕是经典少儿读物，同样可能让人选择困难，原因就在于不同出版社的重复出版。记者在购书网站搜索《安徒生童话》，检索出至少有上百个不同版本的相关书籍，出版单位除了各地文艺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甚至还有某些科学技术出版社、理工大学出版社。显然，对于少儿阅读这块市场，大家都想分一杯羹，乱花渐欲迷人眼，客观上也加重了选择的困难。

其次，学生中功利性阅读现象也比较普遍。“所谓阅读的功利性就是指阅读活动带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比如课外阅读中的教辅阅读，就是为考试而进行的功利性阅读。”唐雪梅说，“我们不得不思考，‘双减’给了孩子阅读时间，他们是否就会有效阅读?”

对于功利性阅读，重庆一中初中语文教师侯丽娜有自己的看法，“考试选拔制度面前，家长焦虑在所难免，但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之前就‘双减’后家长焦虑程度进行调查发现，72.7%的受访者表示教育焦虑有所缓解，我也注意到‘双减’对学生课外阅读是有改变的，之前可能更功利化一些，现在主动阅读多了，其实全方位的有效阅读是有助于减压的，大部分‘学霸’阅读面都很广，他们不是仅靠刷题，因为刷题只是‘技’，阅读才是更深层的‘道’。”

再者，“双减”所带来的少儿阅读场景的改变，也为家长提出了新的挑战。“‘双减’之前，少儿阅读这一块更多体现为‘课内阅读’，现在则在向包括‘家庭阅读’‘图书馆阅读’等场景在内的‘课外阅读’转移。家长在少儿阅读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沙坪坝小学语文教师刘甘霖表示，几乎所有家庭都对这样的阅读场景转移表示理解和重视，但也有些家长因为忙于工作等原因，或是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阅读，或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提升阅读。

重庆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注意到，“双减”之后，陪伴孩子到馆看书的家长确实多了。“大部分家长都能认真地与孩子共读，但也有一些家长做得还不够，他们让孩子自己翻书，自己则在一旁看手机、追剧，甚至交谈。”

多方支招

有效阅读需要全社会合作

“双减”为少儿阅读带来新变化，是机遇也是挑战。这就需要全社会积极展开合作应对。作为阅读产品的生产者，出版行业理应占据先机。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落地，我们计划从产品策划、内容形态、结构规模等方面进行必要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出版。”西南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发钧表示，首先要从总量上整体收缩一般教辅读物，特别是课后练习、同步检测类教辅的出版;同时围绕中小学延时服务，在体育、艺术、美育、科普等领域开发一些高品质产品，从而着力去帮助中小学生培育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升阅读能力。要真正结合学生读者需求，设计出版形式和内容，有针对性地解决阅读中的问题。

针对少儿读物本身存在的问题，市扫黄办也正通过“护苗2021”专项行动，大力营造全方位“护苗”社会氛围。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专项行动包括开展“绿书签”优惠购书活动，在全市新华书店各连锁店及大型民营书店搭建“护苗·绿书签”图书专台，推荐优秀少儿读物、发放“绿书签”及宣传资料，现场同步开展作者签售、读书讲座、“护苗”公益宣传等，着力净化少儿阅读环境。

在如何更好引导少儿阅读方面，少儿读物也在积极思考。《少年先锋报》副总编辑陈军峰说，“‘双减’为少先队员的幸福成长提供了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也为队报发挥作用创造了新的机遇。为此我们也在积极构建少先队文化阅读引导体系，考虑到当代少年儿童都是网络原住民，我们认为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做好阅读引导很有必要，在原有传统媒体平台基础上，我们通过网站、短视频、官微等工具，为适合少儿的阅读生态建设进行了创新探索。”

家庭方面如何引导孩子阅读，前文采访的几位小学教师建议：建立孩子的家庭阅读区、家长和孩子一起讨论、把阅读和户外活动联系起来、用图书作为礼物、鼓励孩子大声朗读、把阅读主动权还给孩子等等。

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辅导部主任吴小蕊表示：“公共图书馆需要不断对阅读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比如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的平衡、绘本与文字图书的平衡、科普类与文学类的平衡、虚构类与非虚构类的平衡等，从而为走进图书馆的少年儿童提供主题丰富、分级明确的图书和数字阅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