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显渝

伯父傳伯雍生前虽与我同处一个城市，但他在老家垫江生活，我家则一直在重庆主城，因交通的原因，过去两家来往较少。

伯父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以前曾听父亲提起，他解放前因从事革命活动，先后三次被国民党抓捕。最后一次被特务关在歌乐山麓的渣滓洞集中营。重庆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特务进行“11·27”大屠杀之时，他九死一生从枪林火海之中逃了出来。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与伯父见面是在1963年初，当时我才11岁，正在渝中区枣子岚垭小学读四年级。记得那是在临近春节时，伯父来到我家小住。他身材不高，总是笑眯眯的，十分和蔼可亲，但与我心中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相差较远。

几天之后，我们全家随伯父一道坐轮船到长寿，然后转汽车回老家垫江过春节。一路上，小说《红岩》与我行影不离，这是伯父的朋友送给他的，我一有空便拿出来抓紧阅读。到了老家，我刚好将此书读完。这也是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读了《红岩》，我对伯父及他的战友们当年的狱中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增添了对死难先烈的无比崇敬。

两个月后，因为搬家我转到沙坪坝的石桥铺小学就读。听说当年的渣滓洞集中营就在该区的歌乐山，我便产生了想亲眼去看一下的想法，谁知这机会真的就来到了。

记不清是1963年还是1964年，在临近纪念“11·27”大屠杀的日子，我们小学全体高年级学生带着干粮，于凌晨四点钟左右在学校集合，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数百人沿着公路步行，冒着初冬的寒风和大雾，浩浩荡荡地向二三十里外的歌乐山下进发。

一路上，我无比激动、兴奋。到了歌乐山下天早已大亮，大家在路边匆匆吃了干粮，又继续向白公馆、渣滓洞两处集中营旧址前行。在渣滓洞监狱，当我亲眼目睹了伯父与先烈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既为先烈们崇高的精神所感动，又为自己有这样一位革命的长辈而自豪。于是，我忍不住悄悄告诉身旁一位同学：“我的伯伯就是从这里逃出去的。”他听了之后顿时睁大双眼，脸上充满了惊奇、羡慕的神情。

1981年，受红岩革命纪念馆之邀，伯父参加收集、整理革命烈士的资料工作。作为一名“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伯父感到有责任将当年狱中斗争的历史写出来，以告慰先烈、教育后人。经过认真查阅、收集、核实资料及采访其他脱险志士，再加上本人亲身的经历，他与伯妈历时一年多，共同撰写出了16万字的回忆录一一《狱中斗争纪实》，于1984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多次邀请他去中小学作报告。伯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为弘扬革命精神四处奔波。

上世纪90年代，有一天伯父专程来到我家，带来他与伯妈合著的《狱中斗争纪实》，问我能否为其配上插图，将来如果有再版机会时可以用上。当时我虽已发表、出版了不少连环画，但大多是古代题材，对现代、革命题材的绘画风格不太熟悉，本想放弃此次创作。但一想到伯父的期待，就感到自己作为他的亲属及一名绘画作者，有责任将这段历史用画面呈现出来。

于是我于1999年根据此书的部分章节创作了六幅插图，但我对这次创作不甚满意。2019年4月，我又在这六幅旧作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推敲后重新绘制了四幅插图，总算了了伯父的心愿。

伯父生性乐观，所以身体健硕，90岁高龄时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豪情不减当年。他家住在无电梯的九楼，他上下楼梯、上街散步来去自如。2008年8月，伯父的儿孙们为他庆祝90大寿（虚岁90），我代表年事已高无法前去的父母及脱不了身的兄弟，专程赶到垫江为他祝寿。谁知这竟是我与伯父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4年秋，听说伯父在家中跌了一跤造成股骨断裂，从此便卧床不起，后又因发生感染被送入当地医院抢救。尽管当时伯父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但我仍万分盼望他能挺过这一关，争取长命百岁。当年12月2日，伯父还是离开了我们。得知消息后，我马上决定第二天赶赴垫江参加悼念仪式。我父亲因已90高龄无法亲自去垫江为大哥送行，立即写了一篇上千字的祭文，托我一同带去。

追悼会上，我含着热泪代父亲读了这篇祭文。看着伯父的遗容，我想起与他生前的交往，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让我无法忘怀。

伯父虽然身材不高、其貌不杨，但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永远无比高大。他90岁时曾自撰楹联一副：磨难千般渣滓洞，挺拔万态红岩松。

这既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人生总结，也是他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