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周恩来等先后同国民党多次谈判。图为周恩来(左)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杭州合影。 周玉顺翻拍

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到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

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内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侵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这种至死不息的卫道精神，淮南先生也是五年如一日。

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节选自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

“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是1941年周恩来在张冲追悼会上的致辞。

张冲何许人?为何周恩来亲自出席他的追悼会，《新华日报》还破例用大篇幅悼念他?10月13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周玉顺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这篇悼文背后的故事。

张冲重庆去世

国共两党高层均送挽联哀悼

“张冲于1941年6月不幸染病，8月11日在重庆郊外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周玉顺介绍。

张冲逝世后，国共两党高层均极为震惊和悲痛。1941年8月12日，蒋介石为张冲题写挽联“淮南先生千古 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勇干将沉光”，并特派侍从室主任贺耀组前往主持大殓丧礼。国民党中央各部均派员与祭。

8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等致电张冲家属，对张冲的逝世表示“至深哀悼”。

11月9日，在张冲的追悼会上，蒋介石亲临吊祭，并对家属遗孤频致唁勉，陈立夫、何应钦、冯玉祥等参加了追悼仪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也出席了追悼会。《新华日报》还破例用大篇幅悼念张冲。

“一个国民党人逝世，多位中共领导人频频致电、送挽联、亲临哀悼致辞，这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极为少见。”周玉顺说。

那么，张冲究竟是何许人?

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1923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加入了国民党，后转入哈尔滨政法大学，深得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器重。1930年，他调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要负责情报事务，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重庆大本营第六部主任秘书兼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策划“伍豪事件”

企图瓦解涣散共产党组织

“事实上，周恩来与张冲的最初交往，并不友好，甚至充满刀光剑影。”周玉顺说。

1932年2月16日到21日间，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与国内其他报纸，连日以通栏标题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杂志上使用的笔名，后作为他在国统区工作时的化名。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称，有243人脱离共产党组织，但具名的却只有“伍豪”一人。这份启事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伪造的，主要策划者就是张冲。

事情的原由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了上海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其行踪的机密。张冲亲率人马从南京赴上海搜捕中共中央机关和周恩来。

危急关头，时任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中共地下党员)截获了情报，抢先一步通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周恩来得知这一情报后，在聂荣臻、李克农等人协助下，采取果断措施，避免极端严重后果的发生。

张冲企图破获中共中央机关的行动失败，但他并不甘心，便制造了“伍豪启事事件”，陷害“伍豪”，借此制造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思想混乱，试图涣散瓦解共产党组织。

针对“伍豪事件”，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当即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先是以江苏省委宣传部名义在上海散发《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后利用与《申报》的关系，以登广告、刊启事的方式进行辟谣、澄清，间接揭穿国民党谣言惑众的阴谋。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还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宣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该事件很快被澄清、被揭穿。

穿针引线

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牵线人

“不过，1936年4月，上海《申报》刊出一则醒目的‘寻人启事’，寻找‘伍豪’，‘有要事相商’。这则启事，同样出自张冲之手，但其目的却不一样。”周玉顺称。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华北，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在这种形势下，张冲受命为寻找到共产党，共商国共合作的大计，故刊登出这则寻找伍豪的“寻人启事”。启事登出后，张冲与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取得联系，并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冲在国共之间穿针引线，成为代表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

周玉顺称，周恩来在这篇悼文中，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首先，回顾了与张冲相识相知的经过，盛赞张冲“坚持国策，至死不移”的卫道精神，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卓越功勋，由此有“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之言。

其次，通过叙述与张冲由公谊而友谊，盛赞张冲以国家民族为重、相忍为国的爱国情怀。

最后，通过与当时国民党特务作风的鲜明对比，盛赞张冲谦和低调的守身立世之道。因此，在“赴义至勇，秉节有方”之外，可以续上“临事有恒，持躬至谨”。

周玉顺表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周恩来站在国家立场，秉持民族大义，捐弃前嫌，化敌为友，与张冲真诚交往。而张冲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进而从心底敬佩周恩来的气度与胆识，更折服于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因此，随着交往的密切，两人友谊加深，彼此推诚相见，没有因为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而疏于来往，也没有因为频繁接触而丧及党格，最终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传世佳话。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对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始终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抵制了国民党提出的“溶共”企图，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周恩来还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张冲这样的爱国民主派的界限，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多数，化敌为友，为实现抗战的胜利而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这篇悼文是周恩来“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和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