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的读者在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龙，购买复刊后的第二期《红岩》杂志。凌承纬 摄

编者按

一位哲人曾经这样说过：文学是人的生活的教科书。作为重庆唯一公开发行的大型文学刊物，《红岩》是许许多多文学追求者精神生活中的一盏灯。

今年，是《红岩》杂志创刊70周年。70年来，她培养了大批作家，发表了大量佳作，创造了辉煌，成为了我们这座城市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如今，历经岁月的风雨，《红岩》深沉内敛又充满朝气，淡定从容又生机盎然，坚守阵地又锐意创新。

祝愿70岁的《红岩》，芳华永驻!

联袂书写的历史精彩

凌承纬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重庆市文联恢复工作，《红岩》文学杂志赓即复刊。

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重庆文联业务工作的重心是办好《红岩》杂志这份当时西南地区唯一的一份大型文学期刊。其时，《红岩》杂志实行双主编制，资深编辑家马戎任主编，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王觉兼任杂志第一主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庆文联的工作活跃、繁忙，一派新气象。我作为《红岩》杂志复刊后的美术编辑，同时兼任文联的美术工作，经历、见证了这段时期文联不少有意义的事。

1979年初，《红岩》杂志复刊后的第一期发表了况浩文的中篇小说《茫茫的夜色后面》(原名《一双绣花鞋》)，印数达13万册，在重庆社会和文坛上激起不小的涟漪。

随即，第二期将发表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下简称《许》文)。王觉和马戎找到我说，《许》文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可否请一位画家配画几幅好一点的插图。

于是，我想到了四川美术学院的白德松老师。几年前，他创作的连环画《西双版纳的故事》在全国美术展览上受到一致好评。他的人物造型能力以及笔下人物的生动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记得当时杂志发稿时限已经临近。《许》文的作者周克芹正住在重庆文联办公楼上临时隔出的一间客房中，夜以继日地修改文稿。他修改好一部分，便交一部分给我，送到四川美术学院白老师处。

白老师后来告诉我，他是读完《许》文27万字全部文稿后，统一构思绘制插图的。大约一周后，插图完成，我如约去取。他一边把插图交给我，一边感慨地对我说：“很多年没有读过这么好的小说了，如果有机会，我很想认识这位作者。”

白老师是在八开大的水彩纸上用水墨画形式绘制的这套插图，共计6张。显然，插图的创作不是对小说中的人和事作简单图释，而是基于深切感动之上的再创作。

文图并茂，相得益彰!杂志的几位主编、副主编对白老师创作的插图均甚为满意，尽管该期杂志版面很紧，仍然一致同意用16开整幅页面刊登插图，每个页面一幅图。

记得王觉特别叮嘱我，插图稿费要给高一点，可以突破规定，并明确说每幅10元。这对当时《红岩》杂志的稿费规定来说是破格了。

周克芹得知此事后，特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十分认真地看了每一幅插图后，欣慰地对我说：“谢谢你，谢谢白老师了!他画的许茂老汉和四姑娘正是我写这部小说时心目中的人物形象，白老师与我真是心有灵犀啊!”

我向周克芹转达了白老师对《许》文的赞赏和对他的敬意，他双手再次捧起插图说道：“我也很想认识白老师，请转告他，这次是没有时间了，下次我来重庆时一定专程到四川美院拜望他!”

12月初，第二期《红岩》杂志出版发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文坛上和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记得出刊那天，我有事到解放碑，正好见到新华书店在卖第二期《红岩》杂志。热情的读者在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以至于书店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限定每人最多只能买两本。

在书店柜台前涌动的人群中，我忽然看见王觉那光亮的额头。他正站在排队买书的人群旁边，一边帮助工作人员维持秩序，一边春风得意地与一位好像是书店的负责人交谈。他看见了我，便赶忙走过来对我说：“你能不能找架相机，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压低了的声音抑制不住他内心的喜悦。

于是，我到附近的市美术公司一位朋友处借来相机，对着卖书的柜台和排队的人群连拍了几张照片。殊不知，这些照片日后竟成了见证《红岩》杂志一段历史辉煌的珍贵史料了。

第二期《红岩》杂志脱销后又加印了两次，最后统计共印了18万余册。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发行量了。

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把当代中国文学最高奖励——首届茅盾文学奖，授给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年底，周克芹赴京领奖，《红岩》杂志责任编辑熊小凡应邀出席颁奖大会。

光阴荏苒，40年过去。《许》文作者周克芹和原《红岩》杂志主编王觉、马戎，以及责任编辑熊小凡等人都已作古，小说插图作者白德松也已两鬓染霜，这位四川美院的资深教授退休后定居成都，依然笔耕不已。

作为时任《红岩》的美术编辑，我至今仍为两件事感到遗憾：

其一，周克芹和白德松，两位曾经合作、相互仰慕的作家画家，因为周克芹的过早去世而未能如愿以偿，谋面握手。

其二，囿于上个世纪70年代印刷技术落后以及杂志用纸质量不高，《红岩》杂志刊登的《许》文插图显得模糊不清，效果与原画相差甚远，致使读者未能真正领略到优秀插图对于优秀小说的意义所在。

1998年，《红岩》杂志复刊第100期之际，我在封面上重新用整版篇幅刊发了《许》文插图中的四姑娘一图，算是弥补了一点历史的遗憾。

岁月匆匆，《红岩》杂志自1951年创刊迄今已经70年，1979年复刊到现在也有40余年。每当我打开所藏已经发黄的杂志，面对曾经熟悉且经手过的文学和插图作品，一些如烟往事便又萦回脑海。

作为复刊后的第一任美术编辑，我要对曾经支持和关心过《红岩》杂志的美术家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向推动重庆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几代优秀作家、艺术家表示深深的敬意。

《红岩》之文学评论

周晓风

我跟《红岩》虽然已有大约40年的交情了，但过去很长时间我只是在远处感受《红岩》，真正跟《红岩》杂志的编辑成为熟悉的朋友，甚至也被邀请参与其事，是这十来年的事。我想说说我印象中这10年《红岩》的文学评论。

2007年第一期出版的《红岩》杂志出现了一个名叫“声音”的新栏目，主持人是时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怡。我认为这是发生在《红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红岩》想要在文学评论方面搞点事，或者说《红岩》想要突破既有的刊物形象，在文学评论领域有所作为。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期“声音”栏目“主持人语”标题下出现了主持人李怡写的一段题为《重庆文学史与普通话写作》的短文，栏目之下是两位青年学者的文章。

我发现李怡的主持人语连同两篇论文，所讲的似乎都是一个微小的学术问题，即普通话写作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放到2007年语境下看，无论是李怡的“主持人语”，还是两位青年学人的论文，论题虽有意义，但均显得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然而多年以后回头看，当年李怡师徒三人这段低调的开场白，实际上是在用心良苦地对方兴未艾的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学热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10年左右时间里，李怡和他的团队在《红岩》杂志上一直断断续续用力地发出绵长的“声音”。

其间，从2010年第四期起，“声音”的主持人又加入西南大学王本朝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等人。《红岩》通过“声音”栏目的持续努力，形成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与全国文学思潮和理论批评保持对话的关系，从而把一个固守内陆立场的老牌文学期刊带入一种全国性文学视野，使它在全国受到更多的关注。

《红岩》在新世纪以来所做的跟文学评论有关的另一件大事是《红岩》文学奖的推出。

由于文学评奖在对获奖作品进行遴选的过程中需要涉及对作品的评论研究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因此一般都把文学评奖看作是广义的文学评论活动。

2008年第二期，《红岩》杂志在几乎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刊登出一则告示，称红岩文学奖年内推出，该告示除按常规对评奖原则做出简要说明外，还以一种平淡无奇的语句写明红岩文学奖的具体奖项及奖励金额。

《红岩》设立文学奖无可厚非，但这对《红岩》杂志而言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可以想象，《红岩》同仁在此前后付出的巨大努力。其中具体情况我不得其详，这里只是说说参与红岩文学奖评奖活动的事。

记得是2009年7月的某一天，《红岩》编辑部发来邮件，告知红岩文学奖评奖在即，邀请我担任首届红岩文学奖评委会主任，并对首届“红岩文学奖评奖细则”作最后的修订。

其时我刚刚大病初愈，正闲着无事，便一口答应下来，做了一些我认为该做的事情。

有关首届“红岩文学奖”的评奖结果后来在媒体上有正式发布，此处也不再赘述。其实我对首届红岩文学奖最深的印象跟蓝锡麟和王本朝是一致的，那就是我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此次评奖，体现了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像这样的评奖机制，在重庆的文学艺术类评奖活动中，尚属首次。”

此后，红岩文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我也一直参加到2018年的第六届。我相信它对提升重庆文学的影响力，促进重庆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2009年《红岩·重庆评论》创刊，是我记忆中《红岩》这10年来所做的跟文学评论有关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不仅为重庆文学界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评论刊物，解决了重庆文学界一直没有专业评论平台的问题，而且《红岩·重庆评论》跟作为文学创作刊物的《红岩》出自一家，形成一种难得的创作和评论两轮驱动的文学传播格局。

如今，《红岩·重庆评论》已经走过整整10年了。我一方面对这份特殊刊物的生长感到欣慰，一方面也有些许遗憾。《红岩·重庆评论》在这10年里为活跃重庆文学评论无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整整10年了，重庆文学界仍然没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产生一份类似湖北《长江文艺评论》那样的真正的文学评论刊物。

不过《红岩》已经把重庆的文学评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重庆文学界应该对《红岩》这10年的努力充满敬意和感激，我们也有理由对《红岩》下一个10年充满期待。

与之同在

刘阳

我的籍贯是重庆，生于渝中母城。

在中学时代我开始偏爱文学，助推的力量得益于书法。这两样东西从那时起就一直伴随我，成为我生活的部分，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的内心生活一直有一种我独享的幸福，持续绵长的幸福，后来我的职业与此相关，一生与文学艺术相关，我是幸福上叠加幸福的人。

我大学毕业后就基本居于渝中。除了外出出差，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里，我叫固守。几十年下来，我生活工作的地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巴掌大，邮票大，天天用步幅丈量，具有浓重的宿命色彩。这种浓重，随岁月弥加浓重。

重庆是一座英雄城市!

我认为这是重庆的标签，更是重庆的王牌。我一直以此为傲。

它的气质，它的魂魄，就是英勇顽强，富有丰富的精神力量。

这种英勇顽强更倾向于坚韧，内力强大，可以千疮百孔地存在，可以壮丽辉煌地存在，可以如山，可以如水，取大气象也不拒动人细小而刚柔相生。立体而包容，有精神取向，具大格局。

生活在重庆，原来是要赋予我这样的生活——我的生活!

如是，几十年人生，最值得我庆幸，最值得我细数，或者我骄傲一点，最值得炫耀，最值得满足的，想来想去，现在我能得出的最终结果就一个，即是我拥有一个精神家园。就这一个，别无其他，或者说其他远不及她。这个精神家园就是一本杂志——《红岩》。

精神是我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求索指标，而《红岩》极具重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象，我投身她，是我的职业选择，我的兴趣选择，更是我的志向选择。

值《红岩》70华诞之际，别有感慨。万千感慨，归于一言：重庆是我的母城，《红岩》是我的魂!这是我最新的发现，最新的认定。或者，《红岩》是我灵魂上一枚钤印，鲜红的，永不消退的钤印。

《红岩》70年中，我系于《红岩》30年。这天地间的缘分，在岁月长河的起承转合中，怎么就降临到我的头上。从投身《红岩》那一刻，我明白我找到了。我要什么，就那一刻我一下全明白。这30年，《红岩》支撑我，指引我，充实，无惧，甘之如饴。其间的甘苦，让我未感时间的漫长，反到觉得岁月如梭。生命的选择幸运之最为幸运，选择《红岩》，从此生命得以附丽。

那时，期刊极不景气，《红岩》也不景气，我好像全然无惧。人往高处走，我觉得我并未走低。《红岩》是一面旗帜，我愿做擎旗手。什么不景气，那分明是我人生的高光，人生途中选择的高光。那时我年轻，那时我一定是充满光亮的，神采光亮，灵魂光亮，浑身光亮。在《红岩》30年，是我宝贵的生命历程，风雨雷电荆棘坎坷，方向从未改变。内心方向在，我自坚定从容。

《红岩》塑造我，成全我。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我与《红岩》同在。《红岩》是时代产物，与时代共荣辱。她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文学版本，也是我与之30年的一个版本。30年来，我最为感佩的，是《红岩》大气稳重，无计宠辱，不弄潮流。所以我要求自己，勇往直前，无畏无惧;不给《红岩》抹黑，只给《红岩》涂金。

在《红岩》60华诞的时候，我总结前辈编辑留下的传统：“编辑远离鲜花掌声，从未停止播种耕耘。”今天，在《红岩》70华诞之际，在我系于《红岩》30年之际，我想把时常告诫自己的话，再告白一次：“编辑系为人作嫁的主，非成名得利的角儿。”以此对《红岩》作一表白，寻常而郑重的表白。

其实这句话是30年《红岩》予我的启示，领悟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30年的过程。好在我领悟到了。我领悟到了。如此契合我的天性我的心性，不以名利衡量前程，更不为金钱奴役心智，所以《红岩》给予了我一个无比宽阔的空间。

置身这个空间，生命之树可任由在岩崖上挺拔，精神之光方超拔世俗而焕发异彩。滚滚红尘，过眼浮华，人到最后没有什么割舍不下，而最要害的，是人的心灵，人的精神。所以除了工作和生活，我最需要的是飞翔。精神飞翔起来，心飞翔起来，我就飞翔起来。飞翔于至高，则可俯瞰人生，俯瞰苍茫，绝少被周遭乱象迷惑而言放弃，《红岩》恰假以我飞翔的翅膀。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

这么说吧，《红岩》，对你的情感，永不消退。

这么说吧，《红岩》，对你的感恩，刻骨铭心。

与之同在，我心不变。

与之同在，与《红岩》同在，永在。

我与《红岩》共成长

强雯

工作以后，我开始写小说，和一些朋友谈到投稿，也不知谁说，“先给《红岩》投稿吧。本地的刊物，会容易一点。”但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我们按图索骥写给主编的信，一直都没有回音。这更加深了我和朋友们对《红岩》清高的印象。

那时红岩杂志社的地址我们已经背得烂熟，就在两路口中山三路宋庆龄故居旁边，两路口是个交通中转站，我们经常会在那里换车。我们明明看见了院子里面有个灰色的大楼，琢磨着《红岩》就在那里生产，但就是不敢进去。

那些年，我才20几岁，迷惘、彷徨、欣喜、不甘，像黄葛树上的一茬接一茬的新叶，混着雨水、尘土，要一吐为快。

2005年，我在一家都市报工作。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坐着，突然于空旷中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然后迎面走来了一小队人。

时任红岩杂志社主编刘阳、副主编欧阳斌望着我。“你是强雯?”刘阳问。

“是的。”我吓呆了。

“我是来看我的作者的。”刘阳转头说，她旁边还站着报社总编，办公室几个中层干部陪同在后。

刘阳跟大伙介绍，《红岩》刚发表了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写得不错。对了，她还在其他外地刊物也发表过。”我战战兢兢地坐下，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在这样的场合。

但与此同时，我也轻松了，过去觉得《红岩》杂志那种缥缈天上云的感觉，仿佛被风吹走了。

后来，刘阳主编约我去办公室坐坐，我才走进了两路口那栋灰色大楼。主编办公室里有一架宽大厚实的黑沙发，我坐下后，刘阳、欧阳斌就在我对面推盏喝茶、吞云吐雾起来。房间里积压着各种刊物、书报，黄色的窗帘拉上一半，灼热光线变成了玫瑰金色。他们问我的创作情况、生活状况，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两个主编都很健谈，聊到了《红岩》对新人的追踪和寻找，谈到重庆文学的生态、建设。

其实那是个十分文学化、电影化的场面。那个下午，我甚至有一种新人琼·芳登在好莱坞试镜《蝴蝶梦》的幻觉。这部希区柯克的经典影片，混合着爱情与悬疑的味道，琼·芳登的紧张、不安、期待和雀跃，那一刻在我身上全降临了。连《蝴蝶梦》中那些雾气迷蒙、潮湿混沌的日子，也和眼前玫瑰金的空气何其相似。

2006年，《红岩》以新锐之名重点推出了我的两个小说、一篇创作谈、一个对话。那时是欧阳斌副主编亲自与我对话，我紧张得生怕说错了什么。这期栏目在头条推出后，我也受到了重庆市作协的诸多关注。

刘阳主编像性情豪爽的红拂女，快人快语，手起刀落;而欧阳斌副主编则像温文尔雅、风流倜傥的宁采臣。这两个人配合如太极之道，多有精彩。我后来到重庆日报做文化记者，多次采访过他俩。

熟悉之后，有一次刘阳主编邀请我去她家吃饭，还请了几个文艺圈的花样姐姐，她们坐在沙发上就给人一种开沙龙的气派。天上地下，似乎什么都能谈，但我云里雾里，虽然欢喜但啥也没听明白，哎，我太拘谨了，就觉得这种氛围在契诃夫的小说里见过，特别不真实，又特别真实。

我最喜欢的小说《隋唐演义》里曾有一句话，“恩到深处便是家。”《红岩》，于我就是如此。

经常去红岩杂志社串门后，两位主编也让我推荐一下身边的新人，他们要做一个重庆文学方阵，诗歌、散文、小说，都要各有方阵。我也积极地张罗着。其实像我这样受惠于《红岩》的小说作者并不少，主编的办公室永远向文学敞开，欢迎大家去喝茶。宋尾、贺斌、张娓、邓伟、熊辉、张远伦、姚南等，都在刘阳主编的办公室喝过茶。

三年前我换了工作，到红岩杂志社做编辑，浩瀚的小说、散文稿件，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令我感慨良多。每次我思考着如何给作者回信，如何给重点作家约稿，就想起当年自己盲投的那些时光。

现在文学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各种奖项、盛会都给了作者们极好的风力。回想过去的老编辑，我觉得自己应该更认真、更体贴，更要和作者们交朋友。

文学似乎是一件越来越小众的事，但小众也是众，它总有一片适宜的土壤。作为重庆唯一一本纯文学刊物，坚守立场很有必要。

坚持，可能会慢，但不会跑偏，就像托尔斯泰在晚年日记中写的那样——所谓爱，就是在一切现象中去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