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毅

每次路过渝中区牛角沱，总想去八一隧道走走看看。我的军旅之路，始于修建这个隧道。在这里，我实现了从普通人到革命军人的转变；在这里，我入了党、立了功。

1984年深秋，我参军入伍，当上了工程兵，在八一隧道施工近两年。

隧道中，终日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回荡着凿岩机、风枪、鼓风机的突突轰鸣和开山打石的号子声。白色安全帽、猪拱嘴样的防尘口罩、黑色深筒水鞋，是我们工兵战士的日常标配。洞中昏暗、潮湿、冰冷，弥漫着硝铵炸药的刺鼻气味，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除渣后久聚不散的柴油烟尘。在洞中说话，除了对讲机，必须凑在对方的耳朵边上大声吼叫。上千瓦的点钨灯照亮，却照不穿浓厚稠密的粉尘。我们呼吸不畅、浑身泥浆、双眼布满血丝，昼夜四班倒，人停机不停。大家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早日打通向阳山，为重庆人民造福。

我亲眼见到——

1985年4月5日深夜，教导员陈国荣率舟桥连二排战士进洞作业。在两个工班交接的间隙，毛洞出现了短暂的宁静。洞顶上渗透下来的水珠，滴落在泥浆里，发出滴滴嗒嗒的声响。作业开始后，洞中烟雾、粉尘弥漫，雪亮的探照灯，变得一灯如豆。凿岩机的嚣叫、排风管送风的声音，以及工兵们搬动凿岩机沉重支架的吆喝声不时传来。陈国荣和战士安全员常三明亮着手电筒，警惕地巡视洞中环境;工班长刘大川领着4名作业手，站在用钢管搭起的操作平台上，紧握凿岩机，埋头作业。

突然，常三明吹响哨子，大喊“要塌方了，快撤!”“刘大川，撤!”随着教导员的吼声，刘大川果断拔出凿岩机钻杆，几乎同时，一块约七八立方米的巨石，随着飞身跳下的作业手们砸了下来，竟把操作平台砸趴在地……已经记不清这是洞中第几次塌方了。万幸的是，工班无一人伤亡，凿岩机无一部损坏。年轻的学生官、共产党员刘大川和党员常三明，成为隧道施工部队首批三等功荣立者。

我亲手记录——

营部驾驶员任承怀，主动要求调到工班当凿岩机手，与战友们创下了全工地最高掘进纪录——15人，6小时，钻孔146个，钻孔深度全部符合技术要求，被誉为“第一掘进工班”。1985年11月7日，掘进进入“啃骨头”阶段。晚上10点，任承怀与战友们进入掌子面作业，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一直奋战到第三天中午。其间，炊事班将饭菜送到工地，战士们利用爆破后排烟、除渣的间隙，在旁边的向阳隧道内吃饭、喝水，或躺或坐于灰尘泥泞中，稍事休息。3天过后，任承怀工班凿完最后一排炮眼，然后是装药、起爆，随着沉闷的炮轰，清凉的风从菜园坝方向吹来——隧道毛洞全线贯通。施工结束后，超期服役两年的工班长任承怀荣立二等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亲身参与——

1985年6月，施工开始边掘进边被覆。全营官兵齐上阵，混凝土从搅拌场运来洞中，倒在输送机传送皮带上，源源不断地送上高高的工作台。我们挥动铁锹，把混凝土铲进小铁桶，用双手把装满混凝土的小铁桶(重约20公斤)高举到拱架上面。大家机械地重复着3个动作，弯腰、抓握、上举，3分钟下来，双臂变得软绵无力。而拱架上面的作业手更是艰难。小伙子们仅穿一条短裤，匍匐在铁皮制作的弧形拱架上面，接住下方战友递上来的混凝土，一桶一桶浇灌，用手执振动棒震捣。嗡嗡声中，作业手浑身上下黑乎乎一片。更要命的是，稍不留神，脊背和脑袋就要撞在毛洞顶部，那可是坚硬无比的岩石啊。

人生有幸，我参加了这样的战斗，被熏陶、被感染、被融入，向老兵学习，向党员看齐，在入伍刚满一年的时候，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举拳宣誓。

时光荏苒，时光列车驶入了新时代。当年的市出租汽车公司、我们的临时营房，早已被豪华气派的高楼大厦取代；重庆建桥史上第一座“板凳桥”，变身为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牛角沱立交；两路口、上清寺、牛角沱周围的低矮吊脚楼消失了，代之以高楼林立、交通纵横。更加让人自豪的是，轨道交通2号线、3号线在牛角沱交汇，那一条从嘉陵江北岸跨江而来的列车，竟然是从八一隧道上方穿洞而过，向着长江南岸蜿蜒而去。

回望战斗过的地方，我心潮澎湃，除却感恩人生道路上一个个师长，更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