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图为3月14日拍摄的黔江区小南海镇大路社区的油菜花田。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魏先曼在骑坪村办起了电商企业，目前南川有50多家农业企业为其供货。(受访者供图)

蔬菜业主、律师、培训学校负责人、民宿酒店老板……看上去身份毫无关联的一群人，却因为一项创新被聚集到了一起，并且有了共同的新身份：乡村振兴第一书记。

南川试图用这样的探索，打破制度的藩篱，扩大选才范围，为村里引来更多资源，撬动更大雪球，另一方面也希望籍此为社会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创业干事的平台，助推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批中青年农民进城打工，农村人力资本短缺。由于缺少合理的人才引进机制，人才匮乏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实施的瓶颈问题。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位，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引进人才助推乡村振兴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又该如何汇聚实施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研。

乡村振兴

最缺的是人才

“当第一书记的两年，感觉农村人才普遍缺乏。”姜国强，南川区腾春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全国劳动模范，2018年底被选聘为南川区白沙镇分水村第一书记。3月12日，谈起在村里任职的两年，他说出上述观点后，还不忘补充一句，“不光是人才，甚至连人都不多。”

“我刚去的时候，分水村没有什么产业，唯一有点特色的就是300亩桃园，但因为管护得不好，没啥收益。”姜国强到村之后立即找原因，“排水不好，我们挖了深沟;除草不够，我们覆盖上了防草布。今年的收益应该不错。”

村里缺少产业项目，姜国强就开始想法子。但是由于此前没有成功案例，村民们不肯投钱。姜国强只好和3个村干部一起，凑了几万块钱，发展了30亩蔬菜示范基地，其中12亩为西葫芦。

“当时就是想整个短平快项目，给大家示范一下。”2019年3月25日，西葫芦下种，5月11日开始采摘，第一天就摘了1.2万斤，本来只准备了3000斤的筐子，完全不够用。

“这个蔬菜产业项目，今年搞了多少亩了?”重庆日报记者追问。

“没继续搞了。”姜国强的答案让人有些吃惊，“村里没几个青壮年劳动力，这份体力活，大家都吃不消。”

南川区河图镇骑坪村第一书记魏先曼，已在当地发展了7年，带动种植了8000亩板栗，注册成立了电商公司，还经营着一家民宿酒店，对村里的各方面情况，早已了然于胸。

“最缺乏的还是人。”她举例，公司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想在本地找两个懂一点文字、美工和新媒体传播的年轻人，尽管开的工资不低，但依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从外面招聘。

青壮年人才缺乏，有思路、有能力的村干部自然也缺乏。

南川区委组织部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该区村、社区共有专职干部1057名，平均年龄48.4岁，其中51-60岁的占40%以上，61岁以上的也有54人，占5.1%;文化结构上，高中或中专以下学历的有755人，占70%以上。

这样的情况，在全市也普遍存在。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曾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情况，对巫山、合川、涪陵、丰都、万州、永川、巴南7个区县内的10个乡镇开展调研，结果显示，249名乡镇干部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达91名，占36.5%，40—50岁的有72名，占了28.9%，20—30岁的人员最少，为38名，仅占15.3%。

同时，农技服务人员也非常缺乏。对巫山县官渡镇、涪陵区百胜镇、丰都县高家镇、万州区弹子镇、永川区仙龙镇、巴南区圣灯山镇等7镇103名农业技术服务人员的调查显示，103人中所学专业与农业相关的仅有46人，占44.7%，一半以上的人员并未学习过与农业相关的知识。

招贤纳士

汇聚建设“主力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如何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各区县进行了探索。

南川想的招数是，广撒“英雄帖”，吸引社会人才选任乡村振兴第一书记。

“机关干部更加熟悉政策，更清楚政府办事的规矩和流程，因此工作会以落实政策、服务群众为主;来自社会各界的人才各具优势，有的能带来资源和资金，有的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才能，有的有乡村建设必需的专业技能。”南川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霄霄介绍。

永川区采取的做法是，组建一支上千人的新乡贤队伍，让他们利用人熟、地熟、村情熟等优势，在产业发展、道德引领、矛盾调和等方面施展才能。与此同时，从技术专家、新乡贤等各类人才中选聘了一批“名誉村主任”，还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的新乡贤中遴选了161名具备法律知识、善于调解纠纷、热心公共事务的乡贤评理员建成乡贤评理堂，成为乡村振兴强有力的民间“智囊团”。

这些招贤纳士的措施，让来自社会各界的人才加入到实施乡村振兴的队伍中，有资源的出资源，有技能的出技能。

思翼职业培训学校校长肖兴旺在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担任第一书记。“既然农村缺少人才，那何不把我们的教学培训和村里的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学校的办学资质，在村里开设了分校，开展电工、育婴师、月嫂、农业实用技术等方面培训。

金龙村的教学点从2019年10月开班，至目前已举办了10余期，每期30-50人，学员总计数百人，不少村民从中受益，有了一技之长，或就业或创业。而村里也通过培训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一年多下来，村集体增收23万元。

兴隆镇金花村第一书记刘后文是重庆祥永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上任后不久，她就利用法律知识为村民讨回了公道。

金花村有一桩拖了3年的土地流转纠纷，业主流转了200多亩土地，涉及40多户村民，3年多来流转费分文未付，村民们对此意见很大。刘后文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以户为单位，挨家挨户上门收集资料，为40多户村民制作了起诉状，并以村的名义向业主发去了律师函。双方对簿公堂的最后一刻，业主败下阵来，带着3年的欠款，亲自前来为村民们一一兑付。

在永川，新乡贤成员徐显悛曾是一位“煤老板”，在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他借力永川茶产业发展东风，在金龙镇灯坪村成立了生态农业科技公司，种植生态茶叶，建设全链条茶叶生产及品鉴营销基地。其茶园常年吸纳了7户贫困群众就近务工，平均月工资2000元以上。

在村里工作久了，这些人才的观念、思维开始影响村干部和村民。

“这些第一书记，懂政策，有资源，给村里带来了一股新风。”金龙村支书罗春兰说，一些村干部过去思想上比较保守，在发展上的思路打不开，来了第一书记后，他们变得积极很多，说起发展来也头头是道。

人才进村

还需政策扶持

“要吸引人才，就应给予相应的配套政策。”在村里工作多年的魏先曼观察到，本土人才几乎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中唯一的年轻人，但是由于工资太低，大多每月不到2000元，因此干不了多久就选择离开，到下一个人来也同样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观念也需要改变。”她表示，自己跟不少本土人才、大学生交谈过，很多人觉得好不容易鲤鱼跳龙门，回到村里工作，是越混越差，回到了原点。“社会上要改变这样的氛围和认知，先不说让回村成为一种向往，至少要让年轻人觉得没有这么大的心里落差。”

巫山县竹贤乡乡长吴文锐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必须得补上，年轻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在村里得不到满足，必然留不住人。

几位从社会人才中选任的第一书记在采访中不约而同地表示，城市资本下乡必然会带来人才的涌入，但前提是要有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光有情怀无法长远支撑。

乡村要振兴，就要进一步吸引市民下乡、农民返乡、企业兴乡，使“三乡”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全市乡村人才振兴单项试验示范区永川区深入组织实施“三乡”人才培育工程，进一步“培育在乡人才”“回引返乡人才”“引导入乡人才”;同时，积极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联合四川省相关市(区)县开展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建设，签订专家资源共享协议，搭建专家服务基层平台。

奉节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应打破城乡人才资源双向流动的制度藩篱，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并轨，建立城乡一体、服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把有志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各类人才“引回来”，让城里想为振兴乡村出钱出力的人才无后顾之忧，在农村有为有位。

南川的打算是，将表现优异的第一书记优先纳入“两代表一委员”推荐名单，表现不合格的则及时召回、调整，“我们希望第一书记和所在村、村干部之间能相互补台、共同促进，给乡村振兴带来一股发展新风。”张霄霄说。

专家访谈》》》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智库办公室主任王茜：

破解乡村人才困境需要撬动多重资源

乡村要振兴，人才必当先。当前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着哪些难题，如何破解?3月17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智库办公室主任王茜就此话题接受了采访。

王茜认为，当下乡村人才振兴面临三重困境：

一是人才和农村劳动力的外部定价。人才劳动力的工资和收入参照的是城市工业或服务业水平，在县域生产生活严重依赖货币的条件下，农业为主的经营收益或服务农村的工资水平难以维系基本生存。

二是青年与在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疏离。长期在外打工或就学的青年人受城市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与农村文化、社会关系发生疏离，难以融入村社的生产和在地生活，农业、农村不是正规性就业给年轻人带来社会压力。

三是在地财产关系的不稳定性。由于与所在地域缺乏财产和亲缘关联，乡村人才处于一个暂时性的、不确定的流动空间，阻碍了乡村人才队伍的建设。

“乡村人才振兴，需要通过多重资源的撬动和整合来构建支撑体系，使人才融入到乡村的经济和文化活动中。”王茜建议，首先是要形成多方激励的配套制度和政策，为本土人才提供上升的通道，建立合理的基层干部绩效激励政策，加大服务乡村的评价考核权重，考虑结合集体经济组织设置人才股、技术股等，为人才提供土地、宅基地等用地制度的绿色通道，使青年人与村社建立财产关系，逐步在适合的村社建立本土化的教育、医疗体系，保障人才享有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

其次，要培育“在地性”与“公共性”兼具的共生文化。加强宣传教育和文化引导，转变人们对城市和乡村的观念，使回到农村和从事农业成为有尊严的工作，为人才振兴营造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

最后，应创新社会化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绿色通道，吸引新乡贤、新农人、艺术家、媒体人、高校青年等各类具有新理念、新技术、新知识的社会主体参与乡村建设，出台市民和农民联合创业的鼓励性举措，培育县域内部的创新型业态，激活城乡人才要素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