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永勤

在我刚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成都，这源于在那里读大学的大哥，每年的寒暑假时，他总会带来一些省城的信息。大哥长我20多岁，他的大女儿与我同岁，“长兄如父”这四个字，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成都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大哥大学毕业后分在了成都。春节回家探亲时，他会从行李包取出一些小画片、小书签一类在涪陵小城很少见到的礼物，诸如“杜甫草堂”“武侯祠”和“灯会”“花会”等，也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父亲曾经是涪陵县副县长，同时也是四川省政协委员和工商联常委，每年在省城开会归来，也会带回许多信息。父亲和大哥在信息上的互补，把一个五光十色的成都带给了我的童年，让我从小就对它充满幻想。

我的二姐是学地质的，毕业以后也分在成都。因为有哥哥姐姐在，成都也成了母亲常去和常住的地方。生性散淡的母亲很适应那里的环境，她说：“要是人生可以重来，我没有什么奢望，生活在成都足矣!”

我幺姐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分到了成都。幺姐从陕西去成都探亲，食堂伙食不对胃口，就用煤油炉子自己做饭。成都丰富的农副产品和便宜的价格，让煮妇尝到甜头，于是退休后毅然决然选择了蓉城定居。成都与我家有着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真正让我对成都有群体性的了解，是重庆直辖那年的一次国画交流活动。

1997年6月，为庆贺重庆直辖，成渝两地的国画家自发地在解放碑举办了一次名为“国花颂”的国画艺术交流。虽然是民间性的文化交流，但成都方面却非常重视，由著名国画家谭昌熔领衔，集聚了许多中青年国画家前来重庆交流参展，形成了团体的学术力量和作品的整体风格。重庆方面尽管有川美、西师美术系等诸多学院派名家参与，但由于组织仓促、缺乏经验，作品的风格各异，水平参差不齐，不仅没有形成团体优势，诸多方面明显不及成都。我参与了报道，在采访中，重庆的画家们承认自己的诸多不足。那次文化交流，也让我看到了我们艺术观念的滞后。

在我进入广电领域之后，成都和我有了直接的业务联系。应该承认，作为省会城市的成都，电视文化先于重庆也优于重庆。特别是四川电视人王海兵拍出的一系列带有自然生态意识的纪录片，奠定“川派纪录片”在全国的地位，西部电视学术期刊《西部电视》也定在了成都。2010年，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举行4年一度的“广播电视十佳百优理论人才”评选，要求候选人提供相应的学术论文，尽管之前我已有论文发表在《当代电视》这一权威杂志，但由于是初出茅庐之作，并不能代表我真正的学术水平。而《一次关于美的发现与解析——评12集电视纪录片<巴渝古镇>》和《在追寻中追寻——评电视纪录片<远古之谜>》，却在《西部电视》两年一度的好稿评选中，蝉联2007年度和2009年度一等奖。我将这两篇学术论文提交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组委会，同样得到了好评，使我顺利进入第四届全国广播电视理论“百优理论人才”，也是重庆的唯一入选。这次评选，也使我看到了成都在学术上“不拘一格，不分地域，质量第一”的包容和大气。

退休后的我依然与成都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到成都，会自然想起已经故去的大哥，和他给我讲述的那些成都往事;想起母亲在成都寓居的那些日子，她带我和夫人去吃“赖汤圆”“龙抄手”的点点滴滴。坐在往昔的时光里，丝丝缕缕的过往，让人留恋，更让人感怀。

姐姐年事已高，为了不打扰她平静的生活，我再不会像过去那样住在姐姐家，而是选在朋友家附近的酒店下榻。最多的选择是成都郊区郫都三道堰古镇，因为我的好朋友、国画家李光伟住在那里。我与光伟相识于1997年6月的那次国画艺术交流活动，他的谦虚好学和坦诚真挚，使我们格外有缘。那次文化交流中，他是成渝两地最年轻的画家，重庆给予他的充分肯定和热情接待，使他深受鼓舞，他因此格外喜欢重庆，但丝毫不影响他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亦如我，虽然对文化底蕴深厚的成都充满了钦佩，成都也给了我文化和学术上的滋养，但我依旧热爱着大江大山粗狂豪放的重庆，这里毕竟是我生命的根。随着重庆的直辖和近些年在文化建设上的加大投入，两地在文化上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重庆文化也越来越凸显出自身的特色，形成独特的魅力。

那年夏天我到成都，与光伟相约去柏条河畔喝茶。那是一个黄昏，淙淙流淌的柏条河被夕阳的余晖照耀着，泛着金黄的光斑。我问光伟，这河水最终要流向哪里?光伟说，柏条河是都江堰的主要水系，它最终要流向长江。一听说长江，我立马想到了我的重庆，想到成都和重庆在文化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两地文化命运的殊途同归，不由得在心里发出喟叹：成都—重庆，重庆—成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他们原本就是一对须臾不可离开的亲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