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瑜

从我记事起，就住在储奇门高高城墙外长江边的棚户区。

密密匝匝的牛毛毡房子夹杂着板壁房和竹篾条的捆绑房，那就是重庆城的河边人家。

我家捆绑房门前是长江。有歌唱得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几十年前，那是艺术，不是河边人家的真实生活。

真实生活是：男人的营生，是走街串巷，把城里人不要的衣裳、破铜烂铁收起来，卖给废品收购站；或者在河边下苦力，给上河下水来的货船上货下货。女人则捡垃圾，把纸呀、布呀、牙膏皮什么的，收拢起来卖给废品收购站，换几个油盐钱。

河边人家无自来水，无电，无厕所。我家除了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连带响的闹钟也没有。闹钟，对于河边人家，是奢侈品，是喜马拉雅山。

弟弟上初一时，有几个朋友成天在一起耍，手里捣鼓着线圈、电流表什么的。终于有一天，他把耳机挂在我的头上，耳机里，“叽叽叽”像耗子一样的杂音与播音员的声音共存。

矿石收音机就这样先于闹钟来到了我们家。

而对于我而言，家里有一个带响的闹钟，比矿石收音机更重要。冬天上学看不准天，要迟到了，早饭也来不及吃，我只好夹着书包就跑。

妈妈怕我饿着，在第二节课间休息时，会用篮子装着一碗烫饭，送到教室外。一男同学看见我妈送饭来，就怪叫着一阵大笑，我是又气又急。我不要妈妈送饭，她偏要送，我情愿饿着，也不想吃她送的饭。

带响的闹钟，是横在我心中一道长长的伤口。

在我家的楼上，住着一位马姓伯伯。他儿子在成都做事，回来探亲给他买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巴掌大的一个小盒子，放出来的声音又大又清晰，比弟弟的矿石收音机强多了。我常到马伯伯家听收音机。周日的下午，常见的情景是，一老一少，我们俩静静地坐在桌边，守着那个小盒子，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听下去，一个下午就听过去了。

几年后，马伯伯随儿子去了成都。临走时，他把这台收音机送给了我，它就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件奢侈品。

一直到参加工作，我在市内一家医院的食堂当了炊事员，妈妈怕我误了打早火煮饭，找人借了120元钱，给我买了一块时新的上海牌手表。把这块上海手表戴在腕上时，我终于有了人生的第二件奢侈品。

1984年，新上任的院长来到了厨房对我说：“小李，党校要招收一批学员参加省统考，你有没有本事？”

重庆的夏天酷热，电风扇，成为复习功课考上党校、改变我命运的关键。

在离家一站远的中兴路旧货市场，我淘到了一台坐式电风扇，大半新的才十块钱。靠这台电风扇，我挑灯夜战，背历史、背政治、做作文，练习基础的数学题。四科考下来，我的成绩排在第36名。我从一个食堂煮饭的伙头军，变成了党校的一名学生。电风扇功不可没，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三件奢侈品。

随着生活的变化、科技的发展，市面上开始流行BP机(寻呼机)。我白天上班用办公室电话，晚上回家打街边的公用电话，当然也想有一个BP机挂在腰上。后来，我们院长把她的BP机给了我。当晚，BP机响了，我赶紧到街边找公用电话，照显示的来电回过去。还未开口，一个男人粗大的声音就从听筒里叫了起来：“王胖娃，你的河沙水泥准备好了没有？”

“啥子河沙水泥？”

“你是4131啥？”

“对头。”我说。

“那，你不是王老板？”

“我不是。”

嗨，我和王胖娃共用了一个BP机号。或许王胖娃觉得和我共用一个号码，耽误了他的生意，他决定放弃了4131，从此这个号码就专属于我了。BP机成了我人生中的第四件奢侈品。

旧房拆迁，我家搬迁到南区路，两室一厅。到2001年，电信局在居民家普及安装电话，一部只要300多元。于是，父母房间一部，客厅一部，一白一蓝两部电话静静地泛着幽光。我告别了用街边公用电话的历史，拥有了人生的第五件奢侈品。

寻呼机淡出舞台，手机流行。但家有座机，上班有电话，我交往少，又不做生意，手机于我并不是必须。

一天，院长问我：“你为啥子不买手机？”

“没人给我打电话。”

“你没有手机，人家啷个给你打电话？”

院长的话有道理。于是，我到解放碑重百商场买了一部手机，这手机是我的第六件奢侈品。

越往前走，生活越好。当生活拥有了N个物质的奢侈品后，我开始拎着箱子，满世界地旅游，到英国喝下午茶，到土耳其坐热气球，到埃及看金字塔。

“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感谢这个时代，几十年间，从奢望一个小小闹钟到串门世界各地，我的奢侈品早已成了日常用品，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