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用交响乐讲述重庆故事

——观《重庆组曲》有感

刘健

2020新年伊始，重庆交响乐团在重庆施光南大剧院，向市民呈献了一台浸润美好心灵、振奋精神力量的原创交响音乐盛典——大型交响乐《重庆组曲》。

《重庆组曲》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叶小纲创作，著名指挥家、上海歌剧院首席指挥张国勇执棒。组曲采用多种器乐、多种声乐元素与多重段落相结合的方式，以独特的音乐思维叙事，在流动的音乐声中，展现了一个个具有中国交响音乐特色和重庆地域文化色彩的重庆故事。

组曲全篇由《红岩村》《我的“自白书”》《解放碑》《黄桷树》《白帝城》《千手》《钓鱼城》《竹枝词》《朝天门》等九个音乐段落组成。九个音乐段落就是九个重庆故事，九个音乐段落也是九个具有代表性的、最为生动的重庆形象画面。

叶小纲曾经在《好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的文章中写道：对于音乐工作者来说，作品既要上接高端，也要注重下接地气，既要创作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端艺术作品，也要时刻铭记为人民创作音乐，牢记人民才是艺术作品的最终评判者，要用中国音乐讲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好声音。

为此，九个音乐段落的铺排，既有历史、自然、人文、生活的不同维度，却又舍弃以时空进程列秩，也未按地域方位排序，而是作曲家依据自身创作主体的情感意绪和哲思理念，采用了中国绘画“散点透视”或“移动视点”的传统美学追求，根据目力所及，随心所游，随情所至，移步换景，“情动与中，故形于声”，或许这就是叶小纲所说的“要把中国人特有的艺术思维表现方式放进去”。

在音乐的流幻中，人们跟随作曲家仿佛穿行于重庆的山林江河楼宇间，时而仰视那些永远不会被忘却的英名、诗篇和故所;时而追怀那些曾经有过战争烽烟，也遗留着浓浓乡音乡情和乡恋的过往。

叶小纲把《红岩村》作为了《重庆组曲》的开篇之首。他在排练中曾强调，音乐中表现的“红岩村”不是一个具象的物理所在，这个音乐标题的内涵，是对于“朝闻道，夕死可矣”坚持真理的民族气节、浩然正气和人格力量的高度概括。

他把《朝天门》作为组曲的最后一个音乐段落，也决不仅仅是想要展示这个具有独特风貌的重庆地标。叶小纲在启发乐队演奏时说过，这个段落应该具有象征意义，要传递出一种面向天穹、向上腾跃的意义。音乐在组曲结束的这个高潮乐段中，采用最为辉煌、最为高亢和最具爆发力的乐队音响，赞颂和褒扬了重庆人民从历史走向当代的伟大创造力量和坚强毅力，同时寓意了重庆人民将会在新时代不断奋进、砥砺创新，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振翅腾飞。

可以看到，《重庆组曲》的九个段落，标题无论是《红岩村》《朝天门》，还是《解放碑》《黄桷树》，在叶小纲的艺术创作中，已经超越于现实物象，追求的是“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审美意境。

《重庆组曲》有三个声乐演唱乐段，选用的是原有的诗词。第二段落男中音独唱《我的“自白书”》，采用的是红岩烈士陈然在狱中留下的同名诗篇;第五段落男高音独唱《白帝城》，采用的是唐代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第八段落女高音独唱《竹枝词》，采用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其一》。

叶小纲偏爱中国古典诗词中深邃优美的中国气韵和意境表达。他说：“希望我的音乐能凛然绽放于中国文化的天空，发出高质、独特的声音，给后人留下关于这个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我的“自白书”》虽然不是古典诗词，但却承载了中华民族崇尚气节与重信念、甘为真理和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自我牺牲精神。

叶小纲把《重庆组曲》的音乐创作放进了历史的时空纵轴中，力求通过传统诗词意境与当代音乐语境的结合，使组曲获得一种更为纯粹、更为本质，更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民族音乐特质。

为了增强和突出《重庆组曲》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叶小纲还在第三乐段《解放碑》和第七乐段《钓鱼城》中，分别采用了大型交响乐队与中国民族器乐二胡、琵琶的对话。

叶小纲说过：“我们的创作受到世界舞台的欢迎，有的是凸显民族特色的，有的是凸显民族乐器特色的。有许多中国的乐器是外国没有的，比如琵琶、二胡这样的乐器跟西洋乐器合作可以呈现出崭新的音色，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魅力，不光是音色上的魅力，更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弦法，这便是我们的说话方式。”

重庆交响乐团和叶小纲在创作和架构大型交响乐《重庆组曲》的过程中，充满了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音乐的自信，他们以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用音乐作品去诠释和表达对重庆、对家乡的挚爱;用带有浓重重庆“方音”的交响音乐语汇，讲述出了一个个充满深情和艺术感染力的新时代重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