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时候的初中，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有十三四岁读初一的，也有十七八岁读初一的。

乡下，十村八里的，就像近邻，学校的校长、老师，就像所有孩子的家长。我们班有个同学，十八岁了。但长得并不像十八岁，个子和我们十四岁的孩子差不多，只是嘴上有一撮胡子，显得老成。他和他爷爷相依为命，他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了世。

他爷爷是出名的补鞋匠，每逢赶场天，就在人们赶场必经的路口，支上一把大伞，摆上补鞋的行头，不用吆喝，十村八里的乡亲，会把要补的鞋送到他的摊子下，打声招呼：“刘大爷，我散场来拿鞋，明天要穿起走人户。”刘大爷头也不抬，忙着手里的活计，应道：“好的，你慢慢去赶场。”

刘大爷补鞋补得特别有名，就是他对补的鞋子特别上心。他会把别人交给他补的鞋，用针，或者补鞋机、锥子、挫等工具，细细地缝制、打磨，让被补的部分看不出补的痕迹。他甚至会根据被补鞋子的样份、新旧程度，在补的地方依势就利地缝出一弯山水、一朵花，或者蝴蝶的图案，让旧鞋幻出新的光彩。

刘大爷很爱他的孙子，等散了场，收了工，他会来学校找他的孙子，每次都要给他孙子带一些吃食，几片卤猪耳或者半块发糕什么的。

这年五一节，学校组织我们搞文艺活动，刘大爷的孙子刘德福独唱《红梅赞》。

他反串女声，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声音。那声音像童年夏天夜里闪烁在稻田上的萤火虫；更像空旷夜空里流淌的星宿，散发着神秘，吸引着我们的想象……一曲完了，大礼堂居然没有掌声，等大家回过神来，那掌声又响着不歇。

刘德福得奖是自然的事了。刘德福得了奖，最开心的是补鞋匠刘大爷，刘大爷觉得他孙子是大有出息了。因此把刘德福的奖状用木框框了，裱糊好，每一场都拿来挂在他补鞋摊的显眼位置，逢人便说：“我孙子得的奖状，我孙子厉害着呢。”

我上初二的时候，补鞋的刘大爷被一条水牛踩了几脚，原因是牵牛的经过他的补鞋摊的时候，刘大爷鞋摊上的一块红布激怒了那头牛。刘大爷在家躺了几个月，撒手走了。

我和老师代表同学们去祭奠刘大爷，我看见刘德福木头一样地跪在他爷爷棺材前，不说话，也不给人打招呼。我们安慰他，他也不说话。我们临走了，跟他道别，他才站起来对老师说：“老师，我以后不上学了。”侧过身又对我说：“我爷爷走了，以后没人吵骂我了，没人给我卤猪耳和蒸发糕了。”

刘大爷去世后不久，刘德福也操起他爷爷的行当，在他爷爷摆摊的地方，同样撑起了一把伞，沿他爷爷的手艺，努力给自己的生活撑出一块天。

后来，求学，寻生计，我渐渐和刘德福失去了联系。

多年后，我亲人离世，回家奔丧。到家已经很晚，远远听见亲戚请来热闹的“乐队”已经在表演。

我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抬头看浩瀚的天空，那些浮在夜空的星子孤寂而缥缈。突然，有个声音响了起来，声音穿过乡间的田野，飘上空旷的夜空，似乎给每一颗闪烁的星子裹上了一层悲凉；那声音又让人迷离，仿佛我那逝去的亲人还活在世上，正蹲在我的面前，一勺一勺地喂我饭。

我知道那个歌唱的是谁了。

忙完我应该的事，看见刘德福坐在桌子搭的舞台边上休息，我去打招呼，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感慨往前的事。

德福说：补鞋那个行业，爷爷走了没多久就开始凋落。没有鞋补的补鞋匠，整天就焦虑下一个日子该怎么过。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七十大寿酒，酒席上，他喝了点酒，看见主人请来的“乐队”演唱。其中有一首歌他很熟悉，也喜欢，就跟着哼了起来，哼着哼着自己就忘了景，便放大了声音。结果被乐队的领班请到了一起，从事了乐队这个行当。

丧事要结束的时候，刘德福来给我请辞。他说：“下一家人催得急，我们不敢再吃午饭了，要迟到。”我问他：“红喜还是白喜？”他说：“红喜。”我说：“你的生计真好。”

刘德福边往外走边给我说：“生计无好坏，此一时彼一时而已，人走着，安心就好。”

我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耳边响起了他好听的声音，像我眼前成熟了的稻穗，沿着梯田，随风，金灿灿地延绵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