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碧春
今年春节，兄弟带着女儿女婿从成都回渝看望89岁的老母亲，母亲眼神茫然竟不认识。兄弟突然问：“妈，您是哪个地方的人？”“我是磁器口的姑娘嘛。”
母亲浑浊的眼睛闪出碎玻璃似的光亮，那“姑娘”二字拖得长长的，像个少女在娇嗔。我很奇怪，患阿尔兹海默病的她连自己的子女都记不住，却能记住自己是磁器口的姑娘！
一
许多年前，磁器口街上有个靠挑水为生的“戴挑水”，家境贫寒却生养了个极其水灵的女儿。那小人儿眼珠儿墨黑墨黑，小米牙白亮闪光，一笑两个嘴角翘得像弯豆角，那才叫俊俏！
天生丽质仍逃不脱贫困的厄运，戴姑娘8岁就进了磁器口丝纺厂当童工。因个儿瘦小，戴姑娘差点进不了厂。后来，工头让她张开口，见她牙齿生得特别齐整（缫丝工需用牙齿咬丝头），才网开一面。从此，终日水气蒸腾、噪声震耳、闷热难耐的车间里，就多了一个趿着厚厚木屐的瘦弱身影。
直到几十年后戴姑娘成了老太婆，双手始终粉嫩粉嫩不长硬茧。那是缫丝时沸水给烫出来的。
穷人家的女儿也是宝。每天黄昏，放工汽笛还未拉响，戴挑水就候在了工厂大门一侧。戴姑娘一出厂门，戴挑水赶忙迎上去蹲下身，让疲惫不堪的女儿趴在他背上，一路轻晃着背回家。他决不让心肝宝贝女儿下班后再走一步路。
后来，戴挑水腰疼起不了床，就让手有残疾的小儿子去背妹妹。一次，妹妹在小哥的背上高兴地说：“哥，今天发工钱了，咱让妈给煮一顿毛血旺吃，好吗？”小哥半晌没开腔，好一会才低声应道：“妹，哥对不起你，哥没用，让你这么小就挣钱养家。”说着，大滴大滴的眼泪砸在磁器口老街的青石板上。那泪砸得妹妹心头生痛，戴姑娘赶忙用手替他抹去泪。“哥，别哭，我好生做活路，让一家人顿顿都有饱饭吃。”脸挨着妹妹不长老皮的小手，哥哥的泪流得更加汹涌。
自卑感极强的小哥没有活到解放，十多岁就夭折了。
我常常在想，当年，我父亲家境中落但怎么也比戴家强，曾祖父曾在江北城衙门口开过一间中药铺，怎么就看上了“门不当户不对”的戴姑娘了呢？后来才知道，是我家嫁在磁器口的大姑姑惊慕于戴姑娘的好人品，为娘家兄弟牵下了这段姻缘。
母亲满80岁那年，我带她回了一趟磁器口。走在古镇老街上，母亲满脸的皱纹舒展成了一朵老菊花。“还是老样子呢！”她认出了那些不改旧时颜的油腊铺、裁缝店和书场、茶馆。但又不时露出迷惘的神色，怎么有这么多的院子和“陈记麻花店”“毛血旺店”啊？
河边大码头，休闲游玩的人成群结队，熙熙攘攘，有许多外地客，还有不少“洋人”。寻了一家正对嘉陵江的有大玻璃窗的茶楼落座，母亲将脸紧贴在玻璃窗上，双眼不停地搜寻着什么。茶楼流淌着轻缓的音乐，有女声在轻声吟唱: “嘉陵江啊嘉陵江啊，流得哗啦啦地流呀……流呀流呀流尽世上的愁啊。”瞬间，找到时光倒流感觉。
“妈，你寻啥？”我问道。“小石桥。新街通往丝纺厂的小石桥。”“啊？早拆除了吧？这么宽阔的下河公路，还留小石桥干啥呢。”
“我就想看看小石桥。”母亲固执地搜寻着。
当年，嘉陵江稍涨点水就会淹了小石桥。急着去上班，母亲和她那帮小姐妹将鞋子脱了夹在腋窝里，像一长串蚂蚱，一个个相跟着过桥，水淹到胸部也不惧……
“可惜，老姊妹没剩几个了。许多人至死都想不到磁器口会变得这么繁华热闹啊。”母亲用手揉了揉眼睛，悄悄拭去眼角的泪。
天空没有痕迹，而鸟儿已经飞过。此刻，母亲眼前肯定涌动着岁月斑驳的光影，还有光影中那些美丽勤劳充满青春活力的磁器口的姑娘们，以及她们才有的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许多故事。
二
记忆中母亲总是和磁器口连在一起。结婚后，母亲住在厂里，轮着三班倒，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那时我家住在江北城，母亲回家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姐弟几个捉来洗头洗澡搞卫生，然后将一大背篼衣服背到长江边洗净。回厂那天清晨，来不及吃早饭，就急着到上横街车站乘5点20分的早班车，到牛角沱后，转乘沙坪坝的车，然后再转乘到磁器口的车。7时30分，她已走进车间接班，其辛苦可想而知。
上世纪70年代，我曾学着当家。至今清楚地记得父母的工资数，在船上工作的父亲月工资78元，母亲62元多一点。那时我家人口众多，最多时有10口人。母亲每月给家里45元生活费，除给自己留6元钱的伙食费外，剩下的10来元早有安排，如给家人添置衣物、看病吃药等。
母亲有一张照片令人印象深刻。戴着大草帽的她站在烈日下的田间，黝黑消瘦。听母亲说，那年她抱病去大足县三驱镇，一边指导当地农工栽桑养蚕，一边在茧庄严格按照等级标准收购蚕茧。那时厂里的生丝出口任务特别重，据说是要出口到国外加工生产降落伞，质量等级容不得半点差错。那时母亲身体状况很不好，体重只有70多斤。我曾问过她，你都半条命了还下什么乡？母亲瞪了我一眼说：厂里需要我去，就是过刀山下火海都要去！领任务哪兴讨价还价！
我稍大些时，常被婆婆爷爷“差遣”到磁器口为母亲送吃食。那时家里难得吃鸡，鸡腿是一定要留给身体不好的母亲的。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出远门的情况，天还没亮，爷爷就提着饭盒牵着睡意朦胧的我乘早班轮渡过江。
母亲所住的女工宿舍，位于公路一侧，数幢白色的小平房被绿荫遮日的参天大树掩映。
小平房里摆着上下两层架子床，那床窄窄的，瘦弱的母亲和同样瘦弱的我竟不能并肩躺下。母亲让我先睡，我听见母亲和阿姨们在议论，茧子不好做，丝头抽不出，当月的生产任务可能完不成了。说着有性急的哭了起来，最后竟抱头哭成一团。我装着睡着了一动也不敢动，心里却和母亲她们在一起流泪，那是母亲和她的姐妹给我上的职业妇女的第一课。
那年暑假，我还给母亲送过一次饭盒。在工厂后门昏暗的灯光下，左等右等都不见母亲出来，直到深夜11点多钟，我才在昏昏欲睡中被母亲喊醒。原来厂里任务重，她主动加班多干了两个小时。母亲那个时代的工人，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具有今天看来尤为宝贵的一些特质，表现最突出的是主人翁精神和忘我劳动精神，这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残银滴漏数更起，竭诚敬业报衣食”的职业意识。
上世纪50年代中末期，是重庆丝纺厂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三五千人的大厂，机器24小时不停转，年初“开门红”，年中“月月红”“季季红”，年终“红到底”，还有无数个小指标竞赛让工人“一直红”。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将全部的青春热血投入到劳动生产中，不少女工成了劳动能手。
有一位姓蔡的女工练就了绝活，用牙咬断丝头的同时，舌头就势一卷将丝头打结，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那位女工成了“大明星”，厂长亲自带领工人欢天喜地敲锣打鼓送她赴京参加群英会。当年，小小年纪的我非常钦佩那位蔡阿姨，曾无数次嘟着嘴卷着舌头练习线头打结，口水流了几大碗，无一次成功。方知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劳动技巧不是轻易就能获取的。
母亲一生中也有最引以为自豪的事。那是1959年的国庆节，市里组织大型游行活动，母亲代表重庆丝纺厂职工参加活动并有幸成为鲜花队的一员。想想吧，年轻的女工挥动鲜花，踏着整齐的步伐意气风发地经过解放碑，在那个年月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荣光的事！
我和弟弟缠着爷爷到解放碑看游行队伍，看鲜花队里的妈妈。拗不过我们，爷爷带着我们到江北嘴乘轮渡进了城。遗憾的是，走到小什字就走不动了，看游行的人实在太多！
我和弟弟轮流骑在爷爷的肩头上，看见了威武雄壮的管弦乐队和红旗如林的游行队伍。却没有见到鲜花队，更没有见到妈妈……
爷爷要带我和弟弟回家，我坚决不干。我说妈妈说了，游行队伍经过解放碑后要在两路口解散，如果要见她就到体育场门口等她。
我脑海里至今定格着这样一幅画面：上穿红毛衣，下着花格子布拉吉，手捧献花的母亲笑盈盈地从霞光万道的天边（实际上是体育场那边）走来，她的脸上洋溢着浓浓的春意，仿佛镀着金子般明媚，显得那么年轻美丽！啊，我的年轻的母亲，生命的斑斓与瑰丽在那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展示。
三
由于母亲的缘故，我一直关注着磁器口的过去和未来。
磁器口历史悠久，始建于唐宋，迄今已有千年。相传“真龙天子”明朝第二位皇帝建文帝曾在此隐修，古称“龙隐镇”；明清以后，作为嘉陵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因附近出产“足比江西瓷器”的青花瓷和彩瓷而得现名。
抗日战争时期，磁器口作为战时首都“神经中枢”所在的“沙磁文化区”中心而蜚声中外。曾聚集了徐悲鸿、傅抱石、王临乙、张书旂、丰子恺、宗白华等一大批国内知名文学家和美学家。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吴宓曾在此办学任教，而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丁肇中也在此生活过6年。
作为千年古镇，磁器口包容了传统的巴渝文化、沙磁文化、抗战文化与红岩文化。
磁器口值得关注的远不止这些，这里的制造业也较发达。20世纪初，磁器口就有了炼钢厂和机修厂，成为四川最早的炼钢基地。这里还有历史悠久的四家丝厂、一家制呢厂、两家兵工厂（现特钢厂和嘉陵厂）、二十六家食品糕点厂和二十多家棉丝布业。后来，山川沧桑，它们或迁走或衰亡。
几乎是同时，磁器口老街开始兴盛，重庆丝纺厂宣告破产。
拿着200多元月退休金离厂的母亲从无怨言。她说她相信磁器口周边那些空旷的厂区、萧瑟的街道、衰败的楼房，终有一天会重拾光彩、再现辉煌。母亲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坚韧和执着令我钦佩不已。如今，母亲的愿望已逐渐实现，磁器口周边寸土寸金，丝纺厂旁萧条落寂多年的凤凰山被规划为景区，磁器口真正如凤凰般浴火重生了。
母亲和磁器口给了我很多启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除了靠一些杰出人物支撑起来外，更多的要靠许许多多无名的小人物全心全意的服务与贡献。和母亲一起老下来的这一代人，历经坎坷与沧桑，个人所获极少。但是，他们曾是国家建设的基石的历史不可更改。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礼敬他们，感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