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立

祖父的情怀

小时候，祖父给我讲的故事就像电影里的情节。

有一次，他和他的战友也是他的三舅张大卓，去上海法租界联络革命党人商议武装起义之事。哪知有叛徒告密，军警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所，张大卓不幸被捕。其时祖父恰恰外出寄信，士兵藏于住所之内等他回来。那天傍晚他刚刚踏入院门，门房大爷忽然抬脚踢翻门边的花盆，迅即给祖父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他立马转身跑遁入迷宫一般的弄堂，方才躲过此劫。后来，张大卓被虐杀至死。这就是当年轰动江南江北的张烈士事件。祖父大难不死，方才有了我父亲，方才有了我，如果他当时也蒙难上海，就没有今日撰写这个故事的人咯。

祖父大名许竞业，字越先，生于1885年，清末秀才，私塾先生。1905年科举废除，入清怀学堂，毕业后投笔从戎。他于弱冠之年先后加入反清团体兴中会、同盟会，并遵组织之命加入清新军南洋第九镇炮队第九标山炮二营，历任排连营长，在军队中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联络战友秘密准备推翻清朝统治，复兴中华。1911年10月参加武昌起义后，他随黄兴大将军收复南京，并在旭园护佑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直至1913年二次倒袁失败，袁世凯的军队包围了南京城，他才匆匆随部队突围撤离，从此走上了一条颠沛流离的人生路。

因为长兄出生时父母生计艰难，在医院就抱给了邻水县一刘姓大户人家，我曾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所以特别受祖父母宠爱。

从牙牙学语时起，祖父就教给我许多唐诗宋词、中华历史，给我讲五千年文明和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故事。这些故事至今还深藏于心。

抗战时期，祖父还拉起过一支队伍，在新四军黄克诚部支持下去连云港打日本鬼子。他是炮兵出身，武昌起义用的是上海产的德国小钢炮，打起来得心应手，很快就火线提拔成了连长营长卫队长。抗战咋起，他已经是盐商兼明德学校校长，手上没有武器，更没有德国小钢炮，怎么办？好歹他是炮兵科班，中国第一代现代炮兵部队指挥官，干脆就地取材制了几门土炮，拉到连云港日军驻地外就是一阵猛轰，打得小鬼子丢盔弃甲死伤逾百，不知哪方神兵下凡。他们却趁暮色降临急速撤离，20来个敢死队员一个也没少。哈哈，祖父是不是个英雄？

祖父86岁高龄时溘然长逝。那时我在乡下插队，他在老家去世，相隔三千余里，不能亲往送别，搜尽自己及友朋身上口袋，方凑足十元钱寄去老家，以托哀思。

父亲的信念

父亲弥留之际，费力地睁开眼睛，用几乎听不见的微弱声音对我说：立儿，我的讣告……一定要写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吾父许天乙，原名许一揆。江苏省立镇江高中学生，1937年夏日本鬼子由上海西进，他和就读于省立女子师范的盐商之女张文英（后改名张帆，亦即我的母亲）、李继洪、薛宜等同学相约，由南京乘火车逃至西安，成了众多流亡学生中的一员。后来他们考入由北京迁入陕西城固县的北师大附中，暂时安顿下来。就在这一年，延安抗大来校招生，他和张文英被录取，其他同往者却名落孙山。因为行前有“同进退”之约定，于是他俩放弃了入学抗大的机会，和同学们步行翻越秦岭，由剑门关入川，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抵达抗战大后方重庆。

在重庆，他们没过上好日子。上百万流亡者涌入战时首都，吃住行都成问题，幸有在教育部任职的五叔相助，他们总算有了栖息之地。以后父亲考入马寅初先生主持的重庆大学商学院会统系，深得马先生看重，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因为抗议政府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教授学生饥肠辘辘，重大学潮不断。身为学生会会长的父亲胆大包天，居然亲向来校视察的教育部长陈立夫递交抗议信，因此惹怒了当局，被开除学籍。父亲不得不在马老安排下远去乐山，在内迁的武汉大学政治学系就读，毕业后方回到重庆。

重庆居，大不易。他当过小报记者，代人写过书信，做过中学教师，最后在马寅初先生的帮助下，在七星岗莲花池前街4号办了中华高级职业会计学校，这才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地。过了几年，学校有了声誉，又在李子坝昔刘湘公馆内办了中华商业专科学校，为重庆民族工商企业、公司培养管理人才。这是父亲生命的顺遂时期，也是他常常引以为傲的一段经历。

他对我说，学校不仅仅注重培养经济管理专业人才，还救助过一大批进步人士，如唐弘仁、李雪松等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人士。当时刘湘公馆内有专门的教师食堂，教师食堂里间有四张方桌，专供躲藏在学校的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及家属进餐聚会。再里间是带浴盆的卫生间，浴盆上铺木板成了简易卧床，可供临时躲藏的朋友居住，窗外就是郊野，有情况即可迅速逃离。

重庆解放后，父亲做了一名踏踏实实的中学教师，他一直干到近70岁才退休。而后又倡议成立沙区退休教师协会和市退休教师协会，编教材，搞辅导，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事业，兴致勃勃，不亦乐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父亲以7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建党70周年时教育界的一段佳话。他曾经私下对我说过这么一席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确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一穷二白的面貌，老百姓的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进步神速，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情。

2009年1月5日，我的父亲走完了他丰富而坎坷的人生，享年92岁。弥留之际，他千叮万嘱对我说，讣告上一定要写上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照办了。

我的时代

我生于1947年，革命尚未成功，辽沈战役在打，我二叔许兵所在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在东北大地上鏖战。

那年深秋一个霪雨霏霏的傍晚，我生在重庆郊区李子坝从刘湘公馆去武汉疗养院附属医院的滑竿上。父亲当时图撇脱，说既然是大字辈，又生在路上，就叫大路吧。爷爷毕竟是前清秀才老学究，说“不妥不妥”，太随便了，不像诗书人家后代，冥思苦想半天开了尊口：叫大立，三十而立，你们两口子一个三十岁，一个三十一岁，加起来六十一，正好为“立”。大功告成，吾乃大立！多少年以后我一直在思忖，莫非祖父心有灵犀，知晓天意？两年之后，改天换地，大破大立，新中国诞生了。

以后的日子过得很蹉跎。两岁多随祖父母回江苏老家，太小记不得啥事情，隐隐约约感觉回家路上发过大水，我是被放在大木盆里飘过河去的。近年读祖父日记方知，长江那时不能夜航，客船夜泊湖北沙市芦苇荡里，蚊虫实在太多，我被叮咬发高烧七天七夜不退，满嘴胡话，绝望中幸好赶到了河南郾城二叔许兵所在的39军驻地，抽血化验之后确诊为恶性疟疾。侥幸卫生队还有两支留给特需者的特效药奎宁，给我打了，渐渐退烧。我活了过来。难怪我从小就热爱解放军，难怪我至今还在为青年时代不能参军入伍遗憾，原来我这条命是解放军给的。

以后我的日子和新中国的历程一样，满怀希望，充满坎坷。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方才发生巨变，大放异彩。最令人开心的是，我居然在近而立之年上了大学，而且还令人不可思议地进入了四川音乐学院。回想第一次坐进川音音乐厅的那一刻，心中流淌着满满的幸福感，这可是曾经梦寐以求的音乐殿堂啊！不是梦中，仿若梦中，满腔热忱，心向未来。

生活顺风顺水，事业蒸蒸日上，我和所有人一样在改革之路上狂奔。教书育人之外，我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也写电影剧本和散文。1985年，我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此期间，因为我的业余文学创作活动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调入重庆晚报社，其时年近不惑，成为一名半路出家的新闻工作者。

回眸几十年，我们饱经沧桑的国家已经走上了强国富民之路。我永远记得，我上高中时还打着赤脚，饥肠辘辘的眼睛里满是对食物的渴望，一件衣服穿几个月只等太阳天洗了晒干再穿，还有那些靠双脚一步一步走过的漫漫路程……这一切已经永远不复存在。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能漠视国家的巨大成就，都不可忽视我们当今享受到的巨大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我们要万般珍惜这个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