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随处可见“森林人家”。本版图片均由王荣摄

　　大棚丰收。

　　城口老腊肉。

　　序：城口印象

　　“我家在城口。”

　　年逾九十的老红军童云，吃力地一笔一划写下对家乡的祝福。永留在发黄纸张上的祝福，与其他珍贵的红色史料一起，收藏在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中。

　　这座“官衙打板子，全县听得见”的小城，因踞三省门户名“城”、扼四方咽喉称“口”而得此名。这是重庆市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旗帜的县、第一个被地方红军解放县城的县、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县、唯一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四方面军挥师城口，留下了不朽的战斗业绩和光辉的革命足迹。身为童养媳的童云，曾是随军长征的500多名城口儿女中的一个，也是最后20多名幸存者之一。为了理想与信仰走南闯北，大巴山深处的家园却一直是她心中的牵挂。

　　“当年我在城口打过仗，那里的山可真大啊!”李先念曾感叹。和许多革命老区一样，战争年代，大山是红色力量的屏障和堡垒。在新时代建设发展的进程中，连绵挺拔的大山却成为一道令人望之生畏的障碍——大山隔绝的不仅是交通，阻碍的不只是经济，更有观念与思想。

　　在城口海拔近2000米的大山上，至今仍然有几百人生活在那里，延续着老辈子的生存方式，在山岩薄田里种植土豆包谷，背着背篓，去密林深处挖掘天麻、重楼等珍贵药材。

　　山民自然明白生生相息的道理，儿子会学着父亲的样子，小心翼翼挖出雨后生长的天麻，然后又仔细地把土回填上。然而大山的馈赠到底有限，在这里，交通实在是个问题。有的农户住家偏远，要修葺房屋，仅仅运点材料上山便弄坏两辆摩托车，累死一匹马。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工作启动以来，对最后的“山民”来说，“下山”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

　　同样热爱大山深处生活的，还有来自成都、重庆、西安等大城市的果园农技师。但他们却异常渴望一条能更快连通山外的路，以便在大雪封山之时，山谷里产出的鲜嫩甜美的冬草莓，能够越过自然界的封锁，顺利到达相邻的城市。

　　这几年，城口人越来越多地谈论高速公路或高铁。

　　大山的另一边，开县到城口的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预计2022年交付使用。这条全长约129.3公里的高速公路，起于大巴山的陕渝界，止于万开高速赵家互通，全线桥隧比达81%。在城口段，则有90%以上为隧道。

　　“下雨的话要加倍小心!”一位“城开高速”的施工管理人员警告自己即将深入城口采访的妻子。妻子不以为然，临行甚至没有带一把雨伞。在后来的采访中，她才知道，下雨尤其是下暴雨，在城口是件顶糟糕的事。每逢风雨交加，县里乡里村里都会紧张地值班。2010年，一场灾难性的山体滑坡曾经在城口境内形成一个很大的堰塞湖。

　　从达州的丘陵山地到城口的高山峻峰，渐渐深入大巴山腹地。在城口，汽车一直绕行盘山公路，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溪流——2018年初夏，自山上潺潺流下的清泉被散落在溪谷的大块石头割碎，再一路闪烁波光前行。对于做社工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来说，几个月时间，他们未必能够记清不同路段溪流的名字，尽管它们都有着类似“岚溪”这样好听的名儿;但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足以让他们能够与农村大爷亲近地摆家常，自然地接下一双皲裂黝黑的大手递来的小零食。

　　“四面都被大山包围，你会觉得压抑吗?”年轻的志愿者问当地一位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

　　“不会，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里，早就和大山融为一体。”基层干部回答。

　　2015年以来，随着返乡创业人群归来的，还有放弃大城市优渥生活、自愿投身扶贫攻坚的“本土人才”。“走村串户、扶助乡亲是我热爱家乡的具体表现形式。”一位1989年出生的姑娘说。这位姑娘是3年前辞去了在重庆主城月薪上万的销售工作，返乡应聘到“本土人才”的岗位，每月只有1000多的工资，她自己家里也做着大棚，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凌晨3点我就起床，把自家大棚的小菜拖去县城市场，回来刚好接着到村委会上班。忙归忙，但充实快乐。”

　　流转的土地

　　北屏乡隐藏在一段盘山公路的尽头，一大片繁盛静卧山谷之中。

　　“咱北屏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好的乡。”从县里来挂职的北屏乡副乡长、太平社区“第一书记”梁国辉说。

　　85后的梁国辉本是个“外乡人”，他生在奉节，2009年从西南大学毕业后来到城口，瘦瘦高高长相清秀颇有书生气，“奉节也到处是山，但到底不像这里。初来时，觉得这里的白天都要短些，或许日光都被大山给遮蔽了。”

　　2015年国家精准扶贫开始，县里各部门机关都下派人员到村子里担任“第一书记”。与知根知底的村干部不同，“第一书记”的第一课往往是“如何能与村民聊上天”，聊天可是大学问。而村民则希冀县里来的“第一书记”能从“上头”带来一些“稀缺资源”。

　　“比如，月峰村的‘第一书记’来自县工会，由他牵头，已经荒了多年的幼儿园重新开起来。”梁国辉来自县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他带来的资源自然与“农业园区”相关。

　　北屏乡太平社区，据说地理位置是“重庆最北端的村庄”。这里的土地呈现出万物生长的活力，虽说早已过了仲春时节。若要看梁国辉带来的“资源”，还得顺着一条蜿蜒向上的水泥道爬坡到高处平台。等站在平台往下望，会发现整个种植瓜果的农业园区呈现出方方正正的样貌。

　　“喏，右边那一大片是青脆李，3年大苗，已经挂果了。左边那一片是草莓、蓝莓、葡萄，还有猕猴桃。反正一茬茬轮番上阵，外头来的客人在咱这儿啥都采摘得到。”村民说。

　　这片方方正正的农业园区是由村民们手上一块块不规则的土地流转而来的。土地流转前，村民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种点包谷土豆，喂几头猪，土地并没有为村民带来多少收成和效益。零碎的土地如今流转到四个农业公司，签订了10年租用合同，流转土地的村民都在这片园区务工。

　　“流转土地的租金是600元每亩每年，外加100元分红。老人务工的标准是80元每天，年轻人100元每天，这样下来，勤快的人每年有3-4万元收入。最关键的是，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闲置劳动力。”梁国辉说。

　　事实上，土地流转这个政策，并非一开始就能让村民接受。“不论一片田是否荒着，它搁在那里，是我的，心里才有底。”一位村民曾说。

　　城口自古“九山半水半分田”，或许正因如此，村与村之间距离特别短。从太平社区到月峰村，只有短短两三分钟车程。见到月峰村的马支书时，他正带着一个村民骨干查看村里的蘑菇大棚。

　　“刚收过一茬，所以多半空着，喏，那边香菇有1万多个菌包，瞧瞧，冒了头呢!”马支书精壮黝黑，一副庄稼人的憨厚模样。48亩大棚的土地，也是从村民手上流转到集体的。

　　“种菇的主意最先是村委会拿的。”马支书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雨后，林子里朽烂的木头会生出一大堆野生香菇。林子深处，还能找到重重叠叠的黑木耳。这些东西要是摘点搁在汤里，鲜得舌头都要掉出来。

　　“这一切说明咱们这儿适合种蘑菇呀!得天独厚!”马支书很兴奋。去年，他正是带着这股兴奋劲儿跟村民们做推介的，“咱这方土地贫瘠，每人就这么几分地，种点土豆包谷也没什么效益，不如盘出来搞个集体经济，种点值钱的东西，大家都来做股东。”

　　那天的村民大会并没有人立刻响应，村民们表情各异。年纪最大的阿公若有所思自言自语：“敢情这样试试，得行?”在外地打工、回家帮忙的小年轻说：“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几个大姐交头接耳：“种点值钱的东西?那还得往里投钱不是?亏了算谁的?”后来，大部分村民还是赞同村委会流转土地种蘑菇的提议。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土地“入股”，也有人拿出几千块钱“入股”，还有一些人依旧持着观望态度。“村里一人一股，共有915.5股。”乡里帮助月峰村联系了农业公司，提供种子及免费的技术指导。

　　2018年初，月峰村的蘑菇大棚开始运行，有羊肚菌、香菇和灰树花3种菌类。5月份之前，40亩羊肚菌丰收，赚了10来万，村民的创业热情再度高涨。“香菇在生长，冬菇的种子我们已经预订好了。不过，村里事先也约定，每年赢利的20%要用作公益投入。”马支书说。

　　月峰村还有一个关于“1+4+X”的计划。

　　“一”，就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四”，就是一个食用菌合作社，一个旅游项目合作社，一个“旱改水”合作社以及一个猕猴桃种植合作社;“X”就是鼓励农户自己做养鸡养羊养蜂等各种产业。

　　“‘旱改水’这个词儿有点听不懂?我们改变这里的旱地农业，种它150亩红花米(一种新型名贵水稻)、荷花什么的，再搞点插秧节、耕田打耙节……城里人不是喜欢回归自然吗?就到这里来看看!”眼前的庄稼汉子，思想很是与时代接轨。

　　深山中的探路者

　　走乡串户的沿路，随处可见木质结构农家小楼，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匾，花台植着蓬勃向上的蜀葵和红火的大丽花，显出一种喜庆的迎客氛围。见者必会惊讶于如此深山也有“农家乐”，疑惑“客从何来”。城口的“农家乐”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森林人家”——这里森林覆盖率达65.3%，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69.6，主打“绿色生态牌”。

　　河鱼乡平溪村，冯乾坤在自家“森林人家”院子里养了两条大狗，一黑一白，都足有一人长，看上去十分吓人，却很听主人招呼。

　　“客人都把车停院里。有两条大狗看着，他们放心些。”70岁的冯乾坤又高又瘦，一脸精明，“对了，那边山坡上是我流转来的几亩地，种了桃子、李子、苹果，年年丰收。这些果子，住在我家的客人可以随意采摘、免费品尝，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老冯家实在，我夏天都来过好几回了。他那个包月的桌餐伙食开得好。一句话，大方，会做生意!”一位来自四川达州的客人说。

　　其实，“森林人家”是冯乾坤二十年来做的“第三单”生意。“我们山里可从来不缺乏探索者奋斗者。”冯乾坤说。

　　城口盛产肉质鲜美、羽毛漆黑的“山地鸡”。河鱼乡的“山地鸡”养殖在全县首屈一指，冯乾坤早在2006年就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并带动着周边农户都养了鸡。在政府支持下，路修到了每个村组，就是为了“山地鸡”的产销。最多的时候，冯乾坤养了8000多只鸡。

　　最早，冯乾坤是靠着自己开碎石机做砖，才辛辛苦苦赚到第一桶金的。当年听说他要把钱都拿去养鸡，村民们都在背地里叫他“癫子”。

　　“那时人不富裕，农村偷鸡摸狗的多，山里野兽也常常偷吃，所以大家觉得养鸡这行当只赔不赚。”冯乾坤说。他那时决心要做个“带头致富的”，“信不信由你们，晚了可别怪我没提醒。”

　　事实上，养鸡这条道儿真的不好走。刚起步时，没有孵化器，养在半山腰的母鸡们自己孵出600多只小鸡，冯乾坤乐得合不拢嘴，才高兴了几天，因为没有及时给小鸡打防疫针，几天时间，600多只小鸡死得一个不剩。后来，好不容易成了规模，却因为鸡群里混入患了“鸡霍乱”的病鸡，疫情传播很快，半大的鸡死了1200多只，直接损失8万元，“还好，我提前买了保险，获赔了5万元。”说到这里，冯乾坤有些自得。

　　一天，有村民急匆匆地跑到屋里告诉他：“老冯，你山上的鸡遭了!”他搁下手里的活计，拔腿就跑，上山一看，遍地都是没了脑袋的死鸡，少说也有两百只。再一查看，分明是山里野猫做的孽。山高林密，这种比寻常家猫大两倍、性子凶猛又诡异的野兽比比皆是。

　　“我用狼夹打野猫，抓到过好几只。能害鸡的东西，除了野猫，还有山鹰，我就找了火枪来打。”那时的山里人环保意识和法制意识都不强，常常一不留神就触犯了法律。因为这支火枪，冯乾坤被人告发，判了三年“监外执行”。

　　“现在野猫山鹰金贵着呢，咱保护都来不及，再也不干那些糊涂事了。”冯乾坤笑呵呵地说。

　　几年间，平溪村342户人家都养起了山地鸡。脑筋活络的冯乾坤却又盯上了新兴的“旅游服务”。2012年，他把自家的“民房”改成“民宿”，做起了“森林人家”。2013年，一年的纯利就达到十七八万。

　　深山里，还有的改变很难，需要决心，更需要有人下定决心。

　　紧邻亢谷景区的东安镇兴田村，有着最为集中、生意最好的“森林人家”。目前，全村173户人有127户都做“农家乐”。在这里，村支书龙明安回忆了一段往事。

　　2008年以前，兴田村不通公路，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去趟东安场镇，一个单面就是3个小时，来回需要整整一天。

　　“村民甚至吃不上大米，因为兴田是种不了水稻的，要吃大米必须从场镇背回来，太费劲。所以大多数时候，村民只吃自家地里出产的土豆包谷。”村里原本居住着639人，到2007年村里快通公路的时候，村里人都几乎跑光了，只剩下近两百老弱妇孺，“抬眼一看，尽是挂在山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2010年，东安乡原党委书记、现任城口县副县长的张国进提议要做“旅游扶贫”，得到了乡里一致赞同。与之相应，兴田村做的第一个改变是“人居环境”。然而，仅仅是“拆猪圈”便大费周章，“肮脏味重的猪圈与舒适干净的森林人家是一对矛盾，必须有舍才有得。”

　　2011年，张国进在重庆组织了几批前来旅游观光的客人。客人们先是坐火车到达州万源，东安乡再专门找车把他们接过来。这一来一去，做的显然是“赔本生意”。

　　“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让城里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存在。”

　　不同的声音始终存在。在开门迎接首批客人前，龙明安的叔爷、兴田村老村长就反复告诫张国进：“张书记啊，不要一时头脑发热，有些活儿贸然接不得啊，我们没有这经验和能力，牌子砸了不得了!”老人家有老人家的顾虑，好在一切顺利。到了2012年，客源渐渐多了起来，“原生态”就是最好的一块招牌。当然，仅仅靠客人之间“口口相传”远远不够，乡政府多次派人到重庆观音桥商业街、四川达州中心地带去散发旅游传单。

　　为了寻求更多的支持，2012年下半年，张国进带着乡上一队人跑山西、跑武汉、跑河北、跑上海，跑兴田村村民务工经商的地方，想要将遍布全国的村民骨干们召集回来。龙明安当时已经在武汉当了多年“包工头”，张国进的第一站恰好是武汉。

　　“家乡有变化了，你愿意再回来看看吗?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张国进说。

　　“嗯!”片刻犹豫，龙明安答应了。他跟着张国进回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2012年年底，东安乡政府牵头开了“乡贤会”。这群“在外头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返乡骨干90%都认可乡里“一门心思搞旅游”的想法。从2013年开始，早年“穷跑了”的乡亲们开始陆续回家。如今，龙明安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森林人家”一次性可接待150人，年营业额100万元以上。

　　走出深山

　　我们留在家乡，我们的“原生态”产品要怎样走出去?

　　43岁的城口“电商达人”范中福正通过微店、“淘宝”“网上村庄”销售特色腊猪头。朋友圈里，配上几张正在手扒软糯喷香的猪头肉的动图，外搭不成型的打油诗一首——

　　还记得妈妈的味道吗?每逢过年煮猪头总想吃一口。那时吃的不多，总要等到过年才吃。去年炕的正宗土猪，还有几个，需要的下单——半边猪头腊嘎嘎，核桃拱嘴猪牙巴，放入锅中来煮耙(pa)，捞出直接用手拔，那个味道想妈妈。全国各地邮到家，半边猪头四十八。

　　不到半天时间，腊猪头的订单一抢而空。

　　范中福做的是“回头客”生意。这些年，“森林人家”日渐红火，县里常常组织“板栗节”“刨猪节”等活动，范中福积极地把自己从农户手中收到的“原生态土货”给游客展示，请他们免费品尝，让他们不知不觉地“爱上山货”。

　　“客人回家的时候提上一大包，吃完又会在网上或者微信找我订货。”范中福说。

　　在收购“土货”的过程中，范中福还培植了一批专门为他供货的山里人。“山里产什么我就收什么。秋季收蜂蜜，农户一次卖400斤赚两三万，远远超过他们平时零敲碎打卖一点。”

　　东安乡人和社区的“85后”黄毅，毕业于重庆工程学院，如今在家乡做着阿里巴巴旗下“农村淘宝”物流配送。“钱赚不了多少，主要是服务。”

　　“‘下行’配送渠道已经通畅，但‘上行’向外销售农产品其实颇有难度。”黄毅说。

　　黄毅觉得，目前“山货走出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第一个是农产品缺乏“标准化”，农户生产的几块腊肉、几罐蜂蜜之间，大小、色泽、质地都有差异，且不说容易引发争议，最要命的是缺乏质量认证、没有公司化规模经营就进不了“天猫”，最多只能停留在“淘宝”，小打小闹。有的产品很金贵，比如岩耳，需要在悬崖边挂绳采摘，风险大产量小，也出不来效益。第二个是山里交通状况差，出货总会晚个一天两天。第三个是山里的东西虽然纯属“原生态”，但知名度很低，“就像城口家家户户都做老腊肉，能规模化生产的却只有‘赵孝春’。”

　　还有更多需要走出去的东西。

　　“如果能尽快开通一条高铁或高速公路，那我们的冬草莓一定会有很好的销量。”来自成都的农业技术员老张说。老张来之前，这里只种3—5月采收的春草莓;他来了以后，这里开始大面积种植12月—次年3月采收的冬草莓。“冬草莓少数供游客采摘，大部分都只育苗卖苗。因为红彤彤的冬草莓在大雪封山的季节是出不去的，很可惜。”但老张准备再拓展土地继续种植草莓。他坚信，未来一定会有一条通向远方的捷径。(李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