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灵

我与新华书店最早的缘分是买年画。小时候的每年寒假，我都带一大卷旧报纸去姑姑家，她家住渝东北的古镇云安。一到姑姑家，我便翻箱倒柜，找出用过的牙膏皮、玻璃瓶，还有吃肉啃下的猪骨头，用撮箕提到废品店去卖。也不过卖得几角钱，我却十分心满意足，揣在棉袄口袋里，生怕弄丢了，然后直奔新华书店的代销门市。

快过年了，门市里挂满花花绿绿的年画和红红的对联，十分喜庆。我一张张地看，慢慢地选，记住上面的编号，再盘算兜里的钱够不够。年画又多又好看，这张想要，那张想买，直到下班关门了，还没拿定注意。第二天我又去，琢磨半天，比着兜里的钱，才依依不舍地选好年画。

我印象最深的一张年画是庆贺万吨巨轮下水，人头攒动、彩旗飘飘、气球满天，一艘巨轮占据了整个画面，8分钱。开大轮船，是那个年代少年儿童的千百个梦想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家乡云阳当学徒工，第一次领工作服，是一种耐磨、名叫“劳动布”的布料，质地有点像现在的牛仔服。单位按人头把布料指标拨到一家国营布店，自己去量身扯布订做。我一直没去，布店等着要结算，只好补了我3.7元布料钱。我再加了一块多钱，在云阳新华书店买了本定价5.4元的《现代汉语词典》。这算是一笔高消费，相当于我五分之一的工资。

这是我的第一本藏书。我读过一篇介绍“藏书票”的文章，不知具体样式，就按图书馆图书章的样子，刻了枚菱形的“洁白藏书第□号”印章，当作“藏书票”盖在《现代汉语词典》扉页。“洁白”是我当时取的第一个酸叽叽的笔名，这是第一本藏书，“□”内当然编为第一号。那时我初学写作，遇到拿不准的字词都要认真查清释义，词典因此使用得非常频繁，前面的“部首目录”页被翻卷了边，破了，我用透明不干胶补好。

后来，我在云阳新华书店看到一套《辞海》，三卷本，一问价格，55元，比我一个半月的工资还高，简直是巨额支出，只好忍住了。直到16年后，我用230元，又是五分之一的工资，在解放碑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缩印本的《辞海》，那个时候重庆书城还没建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云阳新华书店出售的图书品种非常有限，报纸、杂志上介绍的当代一些文学作品书籍，一般都难买到，好在当时书店已经开展了预定业务。他们有个宣传计划股，负责读者预定工作，定期提供《新书目录》。我现在仍保存完好的二卷本《鲁迅选集》和《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中篇小说》，就是那个时期预定购买的。

那时我还预定购买过两本《青年佳作》，是当年文学名刊《青年文学》选编的年度青年小说佳作，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在《青年佳作》里，我看见陈建功把花头巾飘逝了，王安亿坐着列车到了终点，而梁晓声又去了那片神奇的土地，当然还有那时还叫香雪的铁凝一块儿去的……

现在我仍然在读《青年佳作》，一遍遍地读它们，也就是在读自己，与自己的青春对话——这便是新华书店给予我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