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尾

终于，母亲决定来一趟重庆。但行程比较曲折，要先送10岁的孙女——我弟弟的女儿——到巴东某座深山的外婆家，然后转道来渝。

她没去过巴东，也没来过重庆。67岁之前，她去得最远的远方，就是150公里之外的汉口。除非不得已，她从不乘车，从不出门，她对车厢的机油味儿有一种近乎迷信的畏惧和排斥。坐公共汽车时，她总选择开窗的前排位置，让洞开的风呼呼地刮着脸，即使这样，她也是坐一次，吐一次。

我深刻地记得那一幕：她犹如一个惊恐的孩子，脸煞白，身子紧绷绷地蜷曲，一只手死死地攥着前面的金属把手。在她的胃部，雷声在隐隐翻滚。

即便这般痛苦，她仍然动身了。因为孙女要去外婆家，而她父母都不在近旁；而我也需要她，来照顾无人看管的孩子。

抵达巴东，她借电话报平安，同时告诉我，不坐火车了，要改乘轮船到重庆，“我还没坐过船咧！”我急了，“那我怎么接你？”但她“砰”地挂了电话。这是她的一贯风格。

翌日，她告诉我买了船票，晚十点开船，航行两天三夜。事已至此，我只有叮嘱她记得吃东西，下船立即找电话。但我深知叮嘱是无用的。

随后，我在漫长的等待中不停抱怨她的一意孤行，又满揣担忧。她在我的时间之外“漂流”。

好不容易捱到抵达的日子：她应该上午10点左右下船。然而直至下午2点，毫无讯息。其间，妻子和远在广东的弟弟不停问我，她到了没有？

毫无音讯！

我这才惊慌起来，发现忘了问她乘坐哪一班船。拨打重庆港，被告知不清楚上游船只信息。又拨打巴东船务公司，电话是空号。

下午4点了，连我的同事们都急了，四处联系终于找到当地交通局，要了船务公司老总的私人号码，正与他交涉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妻子几乎是跳起来告诉我：妈——到了！

没有语言能还原我当时的心情，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几天积郁交织的那种愠怒、还有不断累加的焦躁，在这个消息之后顿然消失。这时，母亲已跟我失联65个小时了！

回家后，妻子偷偷告诉我：“你知道吗？老太太那么瘦、那么矮，拖着一个大大的黑提箱，感觉雄赳赳气昂昂的！直接撞门就进来了！”

我问母亲：“你是怎么回家的？”

“坐公共汽车来的呀！”她说的感觉好轻松。

船晚点了，出码头，她用蹩脚的方言普通话招了一个出租，结果被告知要100元，吓了一跳，赶紧挥手让车走了。她大概走了很久，找到一个公车站，问询路人，一位好心人带她上了一辆公车，在加州站又提醒她下了车，再转乘619路……于是，跌跌撞撞地，竟然一路转乘到了我家。

半夜了，我睡不着，妻子也是，突然冒了一句：“看来我们都低估了老太太。”

是啊，这段看似平常的旅途，对我来说却是那么凶险：这是母亲第一次去巴东，第一次爬山，第一次坐船，第一次来重庆，辗转从朝天门摸到渝北我的住处，也是第一次，她坐船坐车也不痛苦呕吐……所有那些之前让我忧虑的问题，却好像根本就不是问题。甚而，我觉得她实际不是我自以为“了解”的那样懦弱，那个惊恐于都市之大的老太太！

就如此刻，我还因白天预设的种种凶险而失眠，而母亲却已满足地酣眠。

一直以来，我搞不懂一个问题：人老了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一个人老了，同时也意味着生命慷慨地给了他一些任性与自由的权利。

就像这一条我看不见的路途：在我不了解的这消失的六十多个小时里，母亲不光在茫茫人海里找到了我，还找到了自己——也许，就是她一直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