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超，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MPA教育中心主任，重庆市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发表《职责同构下的层层加码：形式主义长期存在的一个解释框架》等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等杂志或报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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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近年来，关于形式主义突出问题时有发生，比如有基层干部一年签33份责任状，有的一年开了280个会等等。您认为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周振超：一段时间以来，会议多、文件多、表格多、工作留痕多、口号多、督查考核多、责任状泛滥、问责泛化等形式主义问题困扰着基层政府，使基层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工作中喜欢做表面文章，把加强工作变成打电话、填表格、报数据、搞评比;在工作方式上片面强调“留痕迹”，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上，加班加点填写各种表格，搞“材料出政绩”，导致基层不堪重负。形式主义产生并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其实质是工作作风、领导方式、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权责失衡等政府职能中存在的尚未理顺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等诸多因素综合效应的产物。

　　重庆日报：这些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对基层工作有何影响?

　　周振超：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对基层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严重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和热情。形式主义给假作为、做虚功留下了较大空间，一方面迫使基层不得不弄虚作假、疲于应付，另一方面使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空可钻，助长了重表态、轻实干的不良风气。第二，一些地方和部门口号喊得震天响，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作风漂浮，引发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感。第三，让基层干部陷入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而难以自拔。一些地方加给基层干部的责任状泛滥，致使他们多数时间围着责任状和填写各种表格转。有些事情，基层没有相应的执法权限和资源支撑，上级职能部门以签订任务书的形式把本属于自己的任务交给基层去做。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基层干部不得不被迫注重短期效应、急功近利。

　　“处处要求工作留痕的机械式做法是形式主义和懒政怠政的表现，是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

　　重庆日报：一些地方以微信工作群、政务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代替对实际工作的评价。这种过度要求工作留痕的机械式做法对基层治理有何危害?该如何破解?

　　周振超：适度留痕是必要的。然而，处处要求工作留痕的机械式做法是形式主义和懒政怠政的表现，是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这种做法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影响了基层工作开展的质量和效率，部分基层政府或政府部门荒废了主责主业。以处处工作留痕代替对实际工作的评价，导致了“作秀多干事少”“痕迹多实效少”“问责多激励少”等现象。以填列台账、汇报材料论英雄，助长了“干得好不如汇报得好，工作好不如形式好，做实事不如多留痕”的错误政绩观。

　　过度留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基层干部怕被问责。对过度留痕的负面影响，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我认为，破解处处要求工作留痕的机械式做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信息资源共享，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上报材料多少来评判工作好坏。能利用现有数据材料的就不要基层反复提供，不要每个部门都去提供同样的材料。二是，科学设置区县和镇街的事权，明确各自的职责清单和责任清单，通过确权把重要关系稳定下来，以此推动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三是，树立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实绩为目标的考核导向，在目标考核中注重工作实绩的参照，而不是在纸堆里搞考核。

　　重庆日报：《通知》中有一些详细的“硬杠杠”，比如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明确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等，这些细致的举措对于为基层减负有何作用?

　　周振超：针对“文山会海”、“文来文往”、“稿来稿去”等突出问题，《通知》给出了一些有效管用的措施。精简会议数量和发文页数，在减轻基层负担的执行过程中可以量化，易于操作。中央规定的举措实在、具体，有利于形成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的氛围，纠正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的习惯做法，提升基层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对于基层干部来讲，这些举措有助于改变他们“要么在开会的现场，要么在开会的路上”的旧有局面。

　　“善用信息技术能够显著减少基层工作量，有效促进基层劳动力解放，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基层工作压力。”

　　重庆日报：有人认为，工作作风问题仅仅是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原因之一，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基层治理任务重与治理能力较低之间的矛盾。对此，您怎么看?

　　周振超：形式主义的产生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既有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也有基层治理任务重与治理能力较低之间的问题。当前，社会各界对工作作风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基层治理任务重与治理能力较低之间的矛盾。存在这样的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基层编制数少、人手不够，特别是基层干部精干力量严重不足，不能与繁重的工作任务相匹配。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需要把转变作风与调整政府运行机制紧密结合起来，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问题导向和远近结合。既立足当前解决突出矛盾，也着眼长远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尤其要在健全职责体系和完善考核体系等关键领域、重点环节上发力。基本思路是：明晰各级政府事权配置的着力点。在转变和优化职责上下功夫，根据事权的性质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进行职责划分，实现权、责、利相统一，理顺各层级政府职责关系，进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

　　重庆日报：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技术治理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最多跑一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都是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成功案例。在为基层减负方面，您认为信息技术该扮演何种角色?

　　周振超：信息技术是为基层减负的助推器。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在为基层减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表格、数据网上填报，文件网上传递，资料网上提交，审批网上进行，利用互联网技术召开视频会、举办培训班等。这些信息技术的应用，减去了基层干部来回奔波之苦。善用信息技术能够显著减少基层工作量，有效促进基层劳动力解放，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基层工作压力。

　　信息技术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信息交互的应用，带动了基层和上级、基层和基层、基层和群众之间的沟通反馈，促进了科学决策。建议加强政府部门信息整合和数据共享，拓宽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和实用性，让信息技术能够切实地在为基层减负、为百姓办事上作出贡献。

　　“上级政府既要压担子，又要铺路子，不能将自己的职责层层‘甩锅’，而要为基层政府搭起干事创业的‘台子’。”

　　重庆日报：《通知》中提到，要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着力解决干部不敢担当作为的问题。基层减负最终还是要着眼于基层干部，您认为，该如何为基层干部创造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空间?

　　周振超：当前，要坚决防止用形式主义的做法来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为基层干部创造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空间，需要在完善绩效评价机制、改进问责制度、落实激励关怀机制等几个方面同时发力、综合施策。

　　对照群众观点的“镜子”。对于基层政府的工作政绩，当地群众往往有最为深刻的切身感受。老百姓的“一句句真话”，胜过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考评”，让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在群众观点的“镜子”下无处藏身。

　　坚持实事求是的“尺子”。力戒形式主义，贵在求真、根在务实，各级地方政府开展工作、落实政策时要坚持用实事求是的“尺子”来衡量。上级政府在制定各项需要下级政府完成的指标时，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和讨论，发展目标要实事求是，避免“一刀切”。

　　搭起干事创业的“台子”。上级政府既要压担子，又要铺路子，不能将自己的职责层层“甩锅”，而要为基层政府搭起干事创业的“台子”。上级政府要主动了解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给予相应的资源和政策支持。减少和慎用“一票否决”的考核方式，不能因某项任务没有完成而“一丑遮百俊”。要完善容错免责规定，明确容错免责与纠错问责的行为认定，让基层党政干部既想干事又敢干事。通过全面落实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给敢于干实事的干部创造宽松的环境。

　　重庆日报：对于脱贫攻坚督查考核、政府大督查、党建考核等，该怎样进行优化改进?您有哪些建议?

　　周振超：减少督查考核频次，在督查指标设置上要因地制宜，把查实情、找差距、促整改摆在考核的首位。一次检查若涉及多个部门，则由党委协调、某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督查检查工作，改变多个部门单独、直接对口基层的情况。梳理各类考核事项，将名目繁多的考核合并成一次综合考核，按照工作轻重缓急的特征，将阶段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专项督查和综合督查相结合，尽量采取一次性督查和考核，以减少基层迎检频率和负担。完善督查检查形式，在会议、总结、简报、报表等方面进行精简，缩小会议规模，能套开就套开，能精简就精简，能用电子版的就不要纸质版;更多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