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有一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总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在胸中涌动。“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啊，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40年了，那一年我们家“春天的故事”，又上心头。

读大学，从小就是我的一个梦。但是，1966年，高考制度的废除，让万千学子梦碎一旦。1969年，不满16岁的我只能跟着学校，下长江，进乌江，去到武陵山区大山深处一个叫“梅子垭”的地方，成了一个年龄都不合格的“知识青年”，1972年底我当了兵。

我是在泸定县从广播里听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1978年12月，我在部队当汽车班长，带着战士们在二郎山上进行山地驾驶训练。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全城的大喇叭都在播。这可是惊雷呀！让我激动不已，终身难忘！那一年，高考恢复了。

1979年1月，父亲专程来到部队，把我叫到广汉公园（今房湖公园），作了一次极其严肃的谈话。他说，三中全会开了，“文革”结束了，今后要靠科学和教育吃饭了。“过去我影响了你，现在你不能影响你自己哟！你初中都没有毕业，以后不得行。赶快退伍回去，准备考大学。”

父亲的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对部队虽有不舍，但还是坚决申请退伍，于3月上旬回到重庆，重新开始。

我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报名参加了母校重庆市二十九中学的高考补习班。那时大家并不看好我，因为我只读过不到六年书（小学5年、中学不到1年）。考大学？谈何容易！补习班里相当多的同学是从1978年初就开始补习备考的，有的甚至已经有参加77级、78级考试的经验。而我，一无所知，又绝无退路。

那一年，我妈妈刚50岁出头，正值盛年。她知道我的处境后，什么都没说，只几天时间就办完了退休手续，回到家里操持家务，成为全家的“大后方”。

那个时代，就业十分不易，子女就业大多是“顶替”。所谓“顶替”，即父母提前退休，腾出岗位让子女就业。而我们家当时并无需要就业的子女，因此妈妈的提前退休让许多人不能理解。可正是这一招，让我天天能吃上妈妈的味道，天天能按时到校补课，天天能挑灯夜战攻书，天天都能美美地睡上一觉……

就这样，3个月后，我走进了考场。记得第二天下午考地理，考试结束时，天降大雨，全体考生只能挤在黑黢黢的教室走廊里。

7月的重庆，闷热之极，加之走廊空间狭小，考生们汗流浃背，但大家已顾不得那么多，讨论起刚才考试的答案来。我一言不发，只管静听。一会儿，便如释重负，顿感清凉。原来我的答案比大多数人的答案要对得多。

结果，我地理考了全省第一，语文全省第四，历史、政治都还可。尽管数学、英语考得很差，但总成绩上了重点线，一举考上四川大学，全家人喜出望外。那一年，四川文科的录取率是2.5%，全国最低。后来我一查，那也是40年来中国高考最低的录取率。

就这样，1979年9月，我便来了望江楼旁的川大校园。此时，离我终止初中学业（1966年春）已经13年了。一个小学只读过5年、初中不到1年的青年，就在这特殊的时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走进了四川最高学府。

正是跨出了这最为紧要的一步，我的命运和祖国的山河一起改变。

人的生命中总有几个最紧要的时刻和最重要的人。无疑！

——1978年12月，泸定城内那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1979年1月，爸爸和我在广汉的那次“房湖谈话”；

——1979年3月，妈妈为保我高考的“五十退休”；

这些，都无疑是我生命中最紧要的时刻和最重要的人。

不久前，妈妈90岁了，我们全家给她祝寿。我说，当年如果没有妈妈那默默无闻的惊人之举，没有妈妈始终温情和鼓励的目光，没有那些热饭热菜，没有那些香甜的睡梦，不到百日，我哪能补上缺了13年的课？又哪能毫无压力、信心满满地走上考场，去挑战那2.5%？又哪有我40年来的一路成就呢？

如今，爸爸与我在广汉“房湖谈话”的照片仍挂在客厅墙上。我要告诉他，我们会永远记得，我们的家和国的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永远懂得，我们的家与我们的国的命运，是如此的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