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去看你爸爸要早点，他是个急性子，不然会念。”

4月3日，我们全家提前去看望了爸爸。父亲和他的父母、姐姐长眠于此。没有坟头，没有墓碑，没有鞭炮，没有纸烛，只有两株高大的桂花树陪伴着他们。口中念念的是先人的名字，缓缓流淌的是心灵的对话。这，就是父亲的心愿。

清明这天，窗外雨大风急。我在家里思绪万千。

小时候，邹容是一条马路。

那时我家先后住在临江路、临江支路。每到礼拜天，父亲就要牵着我和姐姐的手，走过民族路，穿过邹容路，来到民权路，进到新华书店、古籍书店，看书、买书。从那时起，我就晓得解放碑有一条马路叫邹容路。

读书时，邹容是一个名字。

初中我上的是29中。这所学校就在邹容路的起点上。我第一次在课堂上知道了，“邹容”是一个人的名字，门口这条马路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再后来，邹容是一段历史。

1979年，我考进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从重庆的邹容路走到了成都的望江楼。隗瀛涛先生给我们讲辛亥革命史，我才真正地知道邹容是个了不得的人，创造了一段了不得的历史：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形成，特别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制定和实验，经历了孙中山提出——邹容发展——同盟会政纲确定的轨迹。这是邹容一生最大的贡献。

后来我又去过台港地区，到过日本，去过北美、欧洲。我发现，无论海内外，无论东西方，邹容都是一个真正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的“正史”中写下独立篇章的人。

工作后，邹容是我的事业。

在川大读本科时，我在隗瀛涛先生的指导下研究重庆开埠的历史，专门写了《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一节，出版了《重庆开埠史》。1981年，父亲在重庆主持编辑出版了《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先后出版了《邹容文集》和《论邹容》。

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回重庆工作。在《重庆开埠史》的《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一节基础上，我准备写一部《重庆辛亥革命史》。尽管我拼尽全力，但并不理想，我求诸隗先生和父亲。他们说，邹容只活了20岁，留下的东西太少，资料的发掘还要靠大家坚持不懈。

30多年，我始终没有放弃重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史料挖掘，一方面陆续写了一些论文。2011年我组织团队申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庆丛书》项目成功，在课题组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基本收齐了《革命军》的版本，在家父《邹容文集》的基础上，编成了《邹容集》。随后又编成《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上下卷），共计100多万字。这样就为邹容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史料基础、史实基础，我的《重庆辛亥革命史》也得以完成。

如今，业师和家父均已故去，现在面对他们，我还是交得了卷的。

邹容是一个英雄，与我们血脉相通。

120年前，岁值戊戌。谭嗣同在北京被捕入狱，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就义。在重庆，13岁的少年邹容热泪纵横，悲愤不已。他将谭的画像置于座前，题诗明志：“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时光流淌120载，又到戊戌。两轮戊戌，告诉我们，邹容已经跨越时空、重回当下。

邹容富而思进，追求真理。虽生在富商之家，却没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而是以天下为己任，追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勇立潮头，道义担当。有独立的思想，而且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进而朝着社会主义升华。他血性刚强，兼收并蓄。这种血性正是今天有些人所欠缺的。但是他又不偏执，而是广交时代英才，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优良的传统，与世界上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融于一炉，锻造出那时最为先进的思想武器。《革命军》就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4月2日，我东去上海，参加在邹容埋骨地华泾镇举行的邹容纪念馆开馆仪式、研讨会，祭扫邹容墓；4月4日，又西回重庆，参加在邹容出生地渝中区举行的公祭邹容仪式。我分明感受到重庆与上海东西呼应，长江相连的态势。

年年清明，今又戊戌。这东与西，父与师，家与国，就这样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