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调查（下）

从左边的箩筐里拾起一块冲压件，再从右边箩筐里拿起一盘弹簧，把两者放到机床的相应位置固定好，脚一踩机床踏板，一个摩托车脚架铆钉就加工完毕——在巴南区一摩配企业，苟小军（化名）每天要生产出200多个脚架的半成品。

如果再多花两分钟时间，用铁锤仔细地检查和敲打，苟小军能把弹簧和铆钉螺丝扣得更严实，产品也更耐用。不过，他并不会这样做。

工厂实行计件工资，苟小军必须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尽量多的产品，才能拿到更多的收入。同时，在整个经营体系中，实现最终利润的销售被认为是“王道”，拥有最大话语权，苟小军这样的普通工人，被视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普遍缺乏精品意识和职业荣誉，更谈不上工匠精神。

市质监局局长张宗清对工匠精神与产品质量的关联度深有感触。他认为，工匠精神既要靠制度的硬约束，又要靠文化氛围等软力量。

纳入国家职称评定体系，让技工有更多职业尊严

在位于大渡口的国内最大的两轮车齿轮生产企业——秋田齿轮，技工刘太钟先后获得了6项发明专利，却没申请国家职业技能评定。由于没有职称，他多次错失在全国性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奖的机会。

据了解，和刘太钟一样，我市绝大多数非公企业的技工都没有申请国家职业技能评定。市工商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市非公经济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约为64%。这意味着，我市有相当大比例的技工，都没有享受到国家职称待遇。

近年来，我市出台了多个改善技工待遇的文件，但由于不少企业的技工没有参与职称评定，缺乏执行文件的量化依据，让这些保护技工权益的文件在执行时大打折扣。

市人社局职业技能处主任科员董涛说，由于没有职称，技工的工资收入要么来自于企业自定的一套考评体系，要么来自于企业班组负责人的主观评价，这导致技工职业技能的判定存在较大的主观性。

同时，由于没有职称，技工的技能水平缺乏一个社会通行的判定标准，一个技工从甲工厂跳槽到乙工厂，通常需要重新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才的流动，不利于社会整体技能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它强化了技工与企业的依附关系。

“如果没有全国统一的职称评定体系，企业很少会顾及技工的心理需求，即便有最严厉的产品质量硬性标准，技工也难以主动地去执行。”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黄明会说。

在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几乎所有技工都会从行业协会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协会每年要对技工进行执业资格审查，技工必须对自己的手艺和产品负责，否则可能被吊销资格。凭借这份职业荣誉，技工自由地选择雇主，和后者没有依附关系。

市经信委研究室副主任唐忠伟认为，要从制度层面破除技工与企业的依附关系，最基础性的工作是把企业纳入国家职称评定体系，技工获得职称后可自由流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有更多职业尊严的群体，增强与雇佣方的博弈能力，从而培育对企业的主人翁责任意识，让工匠精神的焕发成为可能。

消除身份歧视，让技工获得更大晋升空间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五一技校党委书记李纯忠介绍，技校生和大学生即便在同一家单位从事相似的工作，其身份也截然不同，前者被称为工人，后者被称为干部，两者的待遇也相差很大一截，后者有时甚至是前者的两倍多。

据了解，在不少国有企业，上述身份歧视更加普遍。有的技工多年来从事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编制和待遇却还在技工序列。如果要变身专业技术人员，技工需要重新考取学历，并重新走一遍招聘入职的程序。

在德国，政府将技工的工作年限、技术等级和理论考试成绩进行加权平均，折算成不同等级的学历，技工甚至可以拿到博士的同等学历。

“技工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待遇上的差距太大，让不少技工难以安心工作，总想去拿文凭，跳到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序列中去，由此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埋头苦干当工匠。”董涛建议，在国家6类人才的体系构架中，可试点性地将技工和专业技术类别合并，根据技能水平和对企业的贡献度，重新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为技工拓展晋升空间，也从根本上消除对技工的身份歧视。

“什么时候技工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晋升成为两院院士，什么时候人社部门的专业技术处室和职业技能处室实现功能合并，就是工匠文化的养成之时。”在黄明会看来，当技工有更多独立性和被尊重感，以及更大晋升空间后，社会就会形成崇尚工匠精神的氛围。

打破条块分割和多头管理，让职业教育实现资源整合

职业学校的教育培训，是培育工匠精神的前提基础。不过，我市职业教育的现状也不容乐观。

市总工会的一份调查表明，我市企业职工中，劳动者技术等级偏低，初级工占27.2％，中级工占45.6％，高级工占19.6％，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7.6％。

尽管在职员工职业技能继续教育市场巨大，但关注这一市场的职业学校却十分有限，为了获得国家补贴，他们更愿意从初高级中学招生，并为此上演年复一年的“招生大战”。业界人士透露，有的职业学校为了获得生源，给招生中介机构的价码已经高达每人3000元。

除了招生大战，职业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还表现在专业重复上。永川职教中心校长凌基银透露，这几年，随着我市建设笔记本电脑基地，电子信息、机械加工、计算机等专业成了热门，很多学校一窝蜂而上设置上述专业，不管自己有没有办学条件。

为了抢专业，职业学校还争抢教师，导致师资力量配比出现较为严重的区域性失衡。在我市一些远郊区县的职业学校，既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理论水平，又有熟练专业实践技能的所谓“双师型”教师占比远低于90%的国家标准。

李纯忠认为，职业学校恶性竞争的根本原因，是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据悉，我市既有的200多所不同等级的职业学校，分属教育系统、人社系统、国企和其他政府部门。管理部门不同，享受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学校的级别不同，政府拨付经费的标准不同，教师工资待遇和职称评定标准也不同，就连毕业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的登记渠道也不同。

南岸区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说，近年来中央增加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家助学资金等，主要分教育、人社两个系统下拨，连学生的电子学籍注册系统，两个部门都要分别建立，造成资源浪费。

“职业学校招生大多心浮气躁，怎么能培养出沉心静气的工匠？！”李纯忠认为，应该将职业学校从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中剥离出